許世友八十大壽，家鄉官員來拜壽：給我準備茅草房，我要回去種地

1983年深秋，大別山一帶已是滿山紅葉。許世友在南京中山陵8號小院里聽著收音機，忽然問身邊人一句：“新縣今年收成咋樣？”一句看似隨口的話，其實藏著他的掛念——他始終記得，自己就是從那片山溝里出來的窮孩子。

這一年，他已七十八歲，身體大不如前，卻突然向中央軍委請了兩個月假，要“回老家看看”。他要的不是專機，也不是豪華車隊，而是四十三輛吉普車，理由很簡單：解放前新縣走出了四十三位將軍，有的在世，有的已犧牲，他想讓這四十三輛車象征著這些老鄉將軍，一起“回家看看鄉親父老”。

一切都按計劃準備好時，天空突然變了臉。前些天還是陽光明媚，出發那天卻暴雨如注，一連下了十多天，道路泥濘難行，車隊無法成行。許世友只好無奈銷假，下午天氣又放晴，他看了一眼天，苦笑著說了一句：“老天爺不讓我回去啊，那我就不回去了，等我死了再回去。”

這句半帶玩笑的話，后來成了他生命最后幾年里最執拗、也最認真的一句承諾。

一、從“司令部”到“小農莊”

1982年，中央顧問委員會成立，鄧小平任主任，許世友任副主任。按說這是黨和國家對他一生功勛的高度信任，可是沒過多久，他就向鄧小平提出申請：“到南京去，寫回憶錄。”話不多，意思明確——不再摻和政治，想回到熟悉的地方，安安靜靜過晚年。

回到南京后，他定居在中山陵8號。外人聽到這個地址，難免聯想到莊嚴、氣派、政治意味很濃的一處所在。實際上，當時的中山陵8號確實來頭不小：小洋樓、精致庭院，建筑是孫中山之子孫科早年修建的西式住宅，新中國成立后又被用作接待中央領導的場所。

有意思的是，到了許世友手里，這座“高規格”的招待所很快變了樣。

他本就是農家子弟，對那些西式花園、修剪整齊的觀賞草木，并不感興趣。他看中的，是土，是地，是能下鋤頭、能出莊稼的地方。庭院里種滿花草？在他眼里，不如翻成菜地。池子可以養魚，空地可以挖坑養豬，再留一塊種紅薯、高粱和蔬菜。原本精致的花園，慢慢成了一個“軍區農場的縮小版”。

圍墻外，南京城已經愈發繁華；圍墻內，倒像回到了大別山鄉下。一些第一次走進中山陵8號的年輕工作人員，看到院子里泥土飛濺、雞鳴豬叫，都忍不住嘀咕：“這還是首長住的地方嗎？”而許世友站在田壟邊，看著剛出苗的莊稼，眼睛卻非常亮，像回到了少年時在山溝里種地的日子。

他對種田認真到什么程度？有人還記得一件小事。有一年，他在自家地里刨出一個十幾斤重的大地瓜，心里那個高興，遠勝于在戰場上立了軍功。他想著要寄到北京去，與毛澤東一起“嘗嘗新鮮”。轉念一想，這玩意不好保存，又大又笨重，路上麻煩不小。最后，他干脆抱著兩個大地瓜照了一張相，在地瓜上寫了清楚的斤數，把照片寄到北京。許世友的心思，其實很樸實：這是自己用鋤頭刨出來的勞動果實，想讓毛主席也看一眼。

在中山陵8號，工作人員的工作內容也比較特別。普通警衛、秘書，多是負責文件、安保、聯絡之類，而在許世友身邊，這些都是“第二職務”。他每天散步的時候，會把秘書叫過來安排一天的“農活”：誰去翻地，誰去喂豬，誰負責菜地澆水，誰去魚塘邊看看。除了腿腳不利索的廚師老王，幾乎所有人都要輪流上手干活。

在他看來，年輕人流點汗是好事。“我們那個時候，餓肚子、扛槍、翻山頭，啥苦沒吃過？”他習慣用那一代人的標準去衡量后來人，對一些抱怨體力活的年輕人，他并不太理解。不得不說，這種觀念放在當時，既有時代的印記，也帶著他天性里的剛硬。

二、粗中有細的“老農民”

許世友常被人稱作“粗人”。他自己也不否認，打仗時脾氣火爆，說話直來直去，與某些文人、專家打交道時，常常一句客套話都懶得說。不過，真說到農業科技，他又能安靜地坐在一旁，像個虛心的小學生一樣聽課。

他本身種過地，對土壤、季節、高產不高產這些問題，心里有自己的“尺子”。哪個所謂“專家”只是嘴上有花樣，落到地里不見效果，他一句話就能聽出來。反過來，碰到真正懂技術、能提高產量的農技人員，他非常尊重。

有一次，某農學院的技術人員做報告，說研究出讓一棵高粱結多穗、一個地瓜能在地下繁出“一大窩”的新品種。這個消息傳到許世友耳朵里，他當場來了興趣，當即拍板：“試一試！”南京軍區司令部下屬的四村農場，很快成了試驗田。

那一年，不少官兵都被派去給這片地“當勞力”。一輛軍用卡車經常往返，各營連的戰士輪著來深翻土地。罕見的進口化肥一包一包往地里撒，大家心里都揣著一份期待：看看這新技術，究竟能不能把產量搞上去。

那位農科院的女技術員起初只是臨時指導，每次來回非常折騰。許世友干脆一句話：“給她配套件，穿上軍裝，干脆住下來。”就這么半開玩笑半認真，人家成了“穿軍裝的技術員”，常年泡在田里，盯苗、看肥料、調種植方法。

這一年，實驗地里的高粱、地瓜收成都不錯。許世友給這些作物起了頗有鄉土氣息的名字，一個叫“多頭高粱”，一個叫“地瓜下蛋”。名字聽上去有點俏皮，卻能讓人一聽就懂意思。他這個“老農民”的腦袋瓜子，并不比專家慢。

日常生活上，他完全是另一副模樣。衣服能穿就穿，洗得發白也不在意。新發的軍裝，穿在身上總說“不合身”，非得洗舊、穿順了才舒服。屋里家具、擺設多半陳舊，只要沒壞就接著用，極少換新的。這種簡樸，看上去有點“摳”，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本能地討厭浪費。

吃飯更簡單。平日里他不挑菜，只求吃飽。有紅燒豬蹄、土豆燒豬肉、炸豬排這些“家常硬菜”，就算是難得的享受了。值得一提的是，他小院里的蔬菜、地瓜，基本都是自己種的，鍋里的不少食材，都能追溯到院子里哪一畦地。

遇到節日或者部隊會餐，他經常要搶著上灶。幾十桌菜，主菜、副菜一字排開，他依舊能掌勺安排得井井有條。廚師老王在旁邊看著，有時候也不得不服氣：首長不光會打仗，這手廚藝也真不差。

許光常從老家新縣到南京看父親，這時候許世友最愛露一手。有一次，許光進屋，聞到一股熟悉的羊肉香，推門一看，許世友正蹲在床邊，守著一個用廢油罐改的木炭爐，小心地燉著火鍋，鍋里是蘿卜和羊肉。許光愣住了：“爸，你不是有炊事員嗎？”許世友頭也不抬：“他們不會弄，這樣燉才入味。在老家，只有過年、祝壽才能吃上這種菜。”

這一口“老家味道”，他始終惦記。他嫌廚師做的不夠“土”，只好自己弄。每次燉好，總要叫工作人員一起嘗，還要認真地比較：“你們說，是我的好吃，還是老王的好吃？”

許光準備回河南時，許世友常往兒子手里塞東西。一袋地瓜、幾捆自家腌的咸菜，裝得滿滿的。有一回，許光只好如實相告：“家里糧食夠，紅薯也多，大多喂豬了。”許世友愣了一下，有點失落，沉默片刻才說：“那地瓜就算了，帶些咸菜吧，這是我親手種、親手腌的。”

這種看似瑣碎的生活細節，其實透露出許世友身上那股根深蒂固的“鄉土氣”。他打了一輩子仗，在高位上坐了多年，心底卻始終沒把自己當“高官”。在他心里，自己更多只是一個走出山溝的農民。

三、八十大壽上的一句“玩笑話”

轉眼到了1985年，這一年2月28日，是許世友八十歲生日。南京軍區和家屬、舊部們都覺得，該為這位南征北戰的上將辦一個像樣的壽宴，以表敬意。

北京方面很快給出意見：祝壽活動可以辦，由中顧委名義送鮮花和蛋糕；南京軍區、江蘇省和在南京的中顧委委員參加；但活動不對外宣傳，不上報紙，不發消息。一切低調進行。

壽宴那天，許世友難得換上一身嶄新的軍裝，端坐在客廳，姿勢端正，卻看不出多少興奮。別人紛紛上前敬酒、祝壽，他只是微微點頭，禮節周到，卻不多話。直到老戰友聶鳳智夫婦前來，他才格外鄭重地作了一作揖，這一作揖，既是對戰友情誼的珍視，也有對舊日生死歲月的默默致敬。

客廳里掛著一幅大大的“壽”字條幅，是書法家武中奇所書，由南京軍區和江蘇省委聯名相送。江蘇省政府還送來一只黃楊木雕刻的壽桃，他拿在手里看了好一陣，點頭說：“刻得好，很好。”語氣平靜，卻聽得出認可。

壽宴陣仗并不大，一張特大的圓桌便容下了大多數賓客。許世友坐在首席，脖子上別著白布，往杯里倒酒。只要杯中有酒，他的情緒就會被一點點帶起來。酒過幾巡，他話明顯多了，開始回憶自己各個年齡段過生日的情形：

二十歲時，他還在舊軍隊里當兵；三十歲，在四川帶兵打仗，曾把當地某位“土豪”的家當當作敵對財產予以處理；四十歲時已在山東軍區黨校任職；五十歲那年最熱鬧，妻子田普為他辦了酒席，那時他剛擔任南京軍區司令員、晉升上將，許多戰友都在，合影留念；六十歲時在上海，陪同葉劍英、楊成武視察工作；七十歲在廣州；而八十歲，又回到了南京。

這些回憶，夾雜著個人經歷，也映照出中國革命幾十年的曲折與開闊。席間，除了戰友和家人，還有兩位從河南新縣趕來的地方干部。他們代表家鄉專門來給許老祝壽。

許世友一看到家鄉人，第一句話并不是問職位、問工作，而是問：“今年莊稼怎么樣？”對方笑著回答：“一年比一年好，新縣不用吃返銷糧了。”聽到這句話，他連連點頭，比收到什么珍貴禮物都高興，臉上露出很坦率的笑意：“好啊，政策好，收成有保障，農民吃得飽、吃得好，就愿意跟共產黨走。”

話說到這里，氣氛算是輕松愉快。誰也沒想到，他突然一轉話頭，對那兩位家鄉干部說：“你們回去給我蓋兩間茅草房，等我退下來，就回去種地放牛。”

在場不少人笑了，以為這是喝高了的玩笑話。有人附和幾句：“首長，這哪成啊。”許世友沒有生氣，反而笑得更開朗：“摘了烏紗帽，再戴草帽，不是一樣的嗎？”

這段對話后來傳開，許多人當軼事聽，覺得這位上將性格豪爽，話說得有趣。可熟悉他的人心里明白，他并不是漫無邊際地閑聊，那是他多年心愿的自然流露。

壽宴之后不久，他的身體狀況明顯每況愈下。病情反復惡化，他在短暫清醒的時候，仍反復叮囑秘書向中央寫報告，提出一個看似簡單，卻在當時頗為敏感的要求——死后棺葬，回鄉入土。

這是他一直想做、卻遲遲未能實現的一件事。

四、執拗的愿望與“下不為例”的決定

許世友之所以對“回鄉棺葬”如此執著，與他早年的經歷密切相關。大別山深處出貧苦農民的兒子，從小受的是“落葉歸根”的觀念熏陶。母親早年苦熬一生，他少年離家參加革命后，常年在外征戰，對老人守孝這件事，心里一直有愧。能回到老家的山坡上，與母親葬在一處，對他來說，是最樸素、也是最重的一樁心事。

問題在于，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大力提倡殯葬改革。1956年，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在《實行火葬倡議書》上鄭重簽字，自此以后，火葬制度逐步推開。黨員干部要帶頭執行，特別是高級領導，更要起表率作用。幾十年間，絕大多數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遵從了這一倡議。鄧小平后來回憶，這一制度推進并不容易，但方向不能變。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簽署倡議書時，許世友并沒有在那份自愿簽名的名單上留下名字。他當時沒有公開表態，卻另找機會私下向毛澤東說了自己的顧慮：不能理解火葬，難以接受尸骨被燒為灰燼、四散而去。毛澤東聽完，只是笑了笑，沒有勉強，也沒有答應，只算是留下了一點余地。

多年以后，等到他病重之時，這個問題終于擺到了桌面上。按統一政策，他理應火化；按他一輩子的貢獻和個人意愿，又實在難以簡單拒絕。

病榻旁，他斷斷續續醒來幾次，看到侄子許大權守著床，他拉著對方的手問：“你會不會開車？能不能弄輛卡車？我死后，你開車把我送回老家去，用塑料布包好，在奶奶旁邊挖個坑埋了就行。”話說得樸素而具體，絲毫不像一個國家級領導干部的“后事安排”，更像一位固執的鄉下老人，提前打點自己的“身后路”。

在他彌留之際，嘴里念叨的，始終離不開一句話：請求批沒批準？

對于中央領導來說，這確實是道難題。一邊是幾十年推行的火葬政策，一邊是為革命出生入死、屢立戰功的老將軍的臨終愿望。鄧小平聽到匯報后，感慨頗深，也頗為為難。他非常清楚，如果開了這個口子，其他人會不會紛紛效仿？全國范圍內的殯葬改革如何堅持下去？

但另一面，他也很清楚：許世友的一生，幾乎全部交給了革命事業，從農家子弟到上將軍銜，歷經無數戰火。在生命的最后關頭，只提這么一個請求，倘若完全不予理會，未免太過冷硬。更何況，當年《實行火葬倡議書》本身便是出于自愿原則，許世友并未在上面簽字。

在反復權衡之下，鄧小平最終在批示上寫下八個字：“照此辦理，下不為例。”這八個字，既是對老戰友、老部下的格外體恤，也劃了一條清晰的界線。可以說，這個批示兼顧了原則與人情。

1985年10月26日，中顧委副主任王震受鄧小平委托，乘專機趕到南京，向有關方面傳達這一決定。王震當面說明：許世友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經歷、特殊貢獻的特殊人物”，這次允許土葬，是毛澤東生前曾表態、鄧小平簽字認可的“通行證”。說完，他拄杖站起，半開玩笑地對在座的老人說：“咱們這批老骨頭，誰也別想再拿到這樣的通行證了。”

這句話聽上去輕描淡寫，背后卻把問題說透。許世友的“特例”，正因為是“唯一”，才尤為引人注意。

同年11月9日清晨6點，大別山深處的新縣許家洼，一場低調而特別的葬禮開始。十余名身強力壯的戰士和民工合力抬棺，緩緩放入墓穴。沒有鞭炮，沒有鼓樂，沒有大規模隊伍，也沒有媒體記者。參加者寥寥，每個人胸前別著一朵白花，靜靜站在山坡上，任山風吹過。

棺蓋徐徐合上，壓制不住的抽泣聲越來越響，直至有人伏在土邊放聲哭了出來。士兵們輪起鐵鍬，將一鍬一鍬黃土覆上棺木。田普一邊抹淚，一邊在心里默念：“世友，你回家了。娘，我把世友還給您了。”

這場葬禮看似簡陋，卻隱含著一層特殊安排。按照大別山一帶的習俗，棺內要放幾件對逝者有意義的陪葬物件：許世友那塊戴了多年的奧米茄手表，一臺他天天要聽的半導體收音機，一瓶茅臺酒和一個小酒杯，還有一支陪伴他半生的手槍。

酒，是生前的愛好；槍，是幾十年戎馬生涯的象征；手表和收音機，則是日常相伴的“老物件”。他臨終時衣兜里有一百二十元錢，按照山里的風俗，取出一百元隨葬，寓意“十全十美、實實在在”，剩下二十元留在人世。有人后來打趣說：這三樣東西帶在身邊，槍能辟邪，酒能壯膽，錢能“買路”，無論走到哪兒都不至孤單。

也有人看重的是另外一層含義：陪葬品并不奢華，大致符合他一貫樸素的作風。當時家里尚有四十多瓶茅臺，有人提議一并隨葬，被田普婉拒。她提醒眾人：“一瓶就夠了，多了就不像他的脾氣。”于是剩下的酒，被分送給許世友生前的老戰友、老朋友，算是另一種告別方式。

至此，許世友“等我死了再回去”的那句半嘆半笑的話，總算兌現。他從大別山走出去，又在大別山的土里沉睡。身邊有草木，有泥土，有母親的墳塋，也有他一輩子念念不忘的那片鄉土。

從某個角度看，他一生的軌跡很有代表性：從窮苦山村到高級將領，再到歸隱般的晚年生活，表面上是身份的巨大躍遷，骨子里卻始終離不開那層“農民的底色”。八十大壽時說的“給我蓋兩間茅草房，我要回去種地”，聽上去像幽默，卻是他真實愿望的縮影。

在很多人眼中，他是身經百戰的上將，是軍中的“硬漢”；而在他自己心里，大概始終沒忘記自己是大別山的兒子。對他來說，烏紗帽可以摘，草帽還可以戴；高樓大廈住得再久，心里惦記的，仍是山坡上的茅草房和地頭的一壟莊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