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馬步芳去麥加朝覲，被人當場罵道：我要打你耳光

1957年夏天，麥加依舊人聲鼎沸。朝覲的隊伍從四面八方涌來，白衣如潮。在這片被無數信徒視作圣地的地方，一個來自中國青海的名字，悄悄出現在人群之中——馬步芳。此時，他已經不再是昔日讓西北百姓聞之色變的“青海王”，而是一名背井離鄉、多次易地而居的流亡者。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這座圣城，他遭遇了看似微不足道，卻極具象征意味的一幕。當他帶著一群姨太太一同前往朝覲時，一位阿訇當場勃然大怒，指著他喝斥：“你這人帶著別人的太太來朝覲天房，把天房都褻瀆了。我要打你耳光，趕你出去，還要報告政府，驅逐你出境。”場面極其尷尬，旁人看得目瞪口呆。

這一句“我要打你耳光”，表面上只是宗教場合中的斥責，背后卻像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在他幾十年的人生軌跡上。要弄清這耳光從何而來，就得從二十世紀初那個動蕩的青海講起。

一、叔侄暗戰：從“幫帶”到代理省主席

1910年前后，青海的馬家軍已經在當地扎下根基。馬步芳出生于1910年，是馬麒的次子。14歲時，他提出要像哥哥那樣“帶兵打仗”。對于一個軍閥家庭出身的少年來說，這并不算意外，只是他表現得格外強硬，非要上陣不可。

當時，他的哥哥馬步青在叔叔馬麟麾下，擔任馬隊管帶。為了安撫這個態度堅決的次子，馬麒安排馬步芳去哥哥部隊做幫帶，算是營副。從這一刻起，他正式踏入軍旅。三年后，他就升任騎兵營長，被派去巴戎縣駐防。

到了巴戎縣，他開始展露出與眾不同的一面。買馬、擴軍、嚴格操練，幾乎把當地當成了自己的“試驗田”。不到三年，巴戎縣已經變成他牢牢掌控的勢力范圍，外人甚至稱他為“巴戎之王”。不得不說，他在擴張實力方面，精明而且狠辣。

1928年秋，中原局勢驟然緊張。奉馮玉祥之命，孫連仲帶兵進駐青海，憑借兵力優勢，從馬麒手中搶走了“青海之王”的位置，成了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對此十分不滿，他認為省主席理應由父親擔任，如今父親只是省府委員，他心里難以接受。

不久，孫連仲派旅長高樹勛前往化隆“剿匪”。彼時，駐扎在化隆的馬步芳已經升為團長。面對這位“空降上司”，他選擇了極盡討好之能事：夾道歡迎，奉上十五萬銀元、一百匹駿馬，禮數做到極致。這種投其所好的手段，很快就見了效。

高樹勛回到西寧，在孫連仲面前一番大夸，說馬步芳能干、聽話、有魄力。孫連仲心動之下，提拔他為旅長。拿到委任狀后，他立即借機“擴編”，組建三個團和兩個獨立營，兵力再度膨脹。可以看出，他在軍政場上的每一次上位，都伴隨著精心謀劃和對上峰心理的準確拿捏。

同年，中原大戰山雨欲來。孫連仲奉命東移，臨走前將青海省主席代理權交給馬麒。戰事初起時，青海仍在馮玉祥勢力范圍之內，馬麒高舉“擁馮反蔣”的旗號，表態十分堅決。

但他心里明白，戰局勝負難料，于是暗中布局：一面派馬步芳出兵配合馮玉祥，一面悄悄派人去南京接觸蔣介石。這種“兩頭下注”的做法，在當時的軍閥中并不少見。

不久，中原大戰以蔣介石獲勝收場。馬麒馬上掉轉旗幟，改為“擁蔣反馮”，還派馬步芳帶著重金去見洛陽行營主任顧祝同，請他代為轉達對蔣介石的擁戴。顧祝同收下好處后，又安排親信李天民去南京陳情。蔣介石聽到“青海局勢穩定，馬麒愿意堅決擁護南京政府”的說法，心里十分清楚——中央的手難以伸進西北，既然有人主動效忠，用起來倒是順手。

1930年冬天，馬麒身患重疾，民間稱之為“人面瘡”，久治不愈。到第二年春，他因病去世。父親一走，權力的空缺立刻浮上臺面。馬步芳開始向上活動，企圖接替青海省主席一職。

不過，省政府秘書長黎丹等人堅決反對，理由是他不是省府委員。眾人提出的替代人選，是既是省府委員又兼建設廳廳長的馬麟。起初，馬步芳還想著爭取黎丹等人的支持，但很快從南京傳來消息：蔣介石傾向讓民政廳廳長王玉堂暫代省主席。

他心里一盤算：與其讓外人坐收漁利，不如暫時“退一步”，讓叔叔頂上。于是，他同黎丹等人一起聯名上書，極力推薦馬麟。蔣介石考慮到馬家的地方勢力，便同意由馬麟暫代省主席。這一退一進，看似讓權，實則留下伏筆。

事實證明，這個伏筆不久就發揮了作用。馬麟上任后昏庸無能，為了“振興經濟”，竟然下令大量印鈔，導致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民怨四起。馬步芳抓住機會，煽動群眾搗毀西寧的“平市官錢局”，“馬麟下臺”的聲音在街巷間此起彼伏。

眼看形勢不妙，馬麟連夜把多年搜刮的黃金、白銀裝在鹽袋里，準備運回老家。誰知消息很快傳到馬步芳耳中，他派人半路劫走這批財物，還把此事登上報紙，讓馬麟顏面掃地。

走投無路之下，馬麟向南京發電，以“身體有病”為由，請求休假半年前往麥加朝覲。就在這封電報發出之前，馬步芳悄悄在末尾添了八個字：“政務由馬步芳代理”。蔣介石略作思量，予以批準。1936年8月13日，馬步芳正式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叔侄之間的暗戰，到此已分出勝負。

二、西北軍閥：一邊“忠厚”，一邊荒淫

如果只看表面履歷，馬步芳似乎是一位“勤政”的地方軍政長官。他起早貪黑，據說常常凌晨四點起床，晚上十點才休息，大部分時間都在營房和機關之間奔波。有人還記下他曾說過一句話：“本人多年來對于治軍治事抱定一個‘干’字。”在不少部下眼中，他雷厲風行，做事果斷，很有“實干家”的樣子。

但有意思的是，在另一面，他的私生活卻極為墮落。煙不抽、酒很少碰，可在男女之事上卻毫無節制。《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中，專門列出他的幾種“獸性暴行”：憑借權勢逼奸部下妻女，勾引親眷內室，引誘甚至謀害部分女學生，搶奪民間婦女，收買妓院女子等。有人粗略估計，多年來遭他污辱的婦女，僅青海境內就有數百人。對當時那些弱勢女性而言，遇到這種握有軍政大權的軍閥，無疑是無法抵抗的災難。

1936年11月，他以“西北剿匪第二防區司令”的身份，奉命圍攻進入河西走廊的紅軍西路軍。西路軍長途跋涉，補給艱難，在嚴酷條件下與馬步芳部反復激戰，最終在河西兵敗，大量戰士犧牲或被俘。這場血戰，為他贏得了蔣介石的重賞，也成為他從“代主席”轉為“青海省主席”的重要“資本”。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蔣介石要求各地軍閥出兵抗戰，馬步芳自然也不能例外。他組織了一支八千余人的騎兵師，派往陜西前線，任命馬彪為師長。出發前，他對馬彪說了一番頗有深意的話：“這一師的人馬，我就交給你了。到了中原后，你要見機行事。日本人很厲害，武器也比我們先進得多，我們可不是中央軍。”

這句話聽上去像是在提醒部下注意安全，但實際含義并不難理解——既要掛著抗日的名頭，又要盡量避免與日軍硬碰硬。馬彪立刻心領神會，當面表態：“中央軍是中央軍，我們是我們。我們對軍長您的命令永遠服從。”兩人的對話，把這種“敷衍抗戰”的心態暴露得很清楚。

此后近九年間，這支部隊名義上在抗日前線輾轉，卻與日軍真正交火的記錄只有八次。從1942年起，他們的主要任務轉為牽制新四軍，真正對日作戰不再是重點。對于這種安排，馬步芳很滿意，因為在他看來，保存實力、維系地盤，比冒著巨大傷亡與日軍血戰更“劃算”。

為了鞏固自己在國民黨內部的地位，他懂得如何討好蔣介石和其他高層。蔣介石曾在蘭州會議上夸獎他“為人忠厚”，而這位“忠厚”的地方軍閥，卻在背后精心打點上下，送名馬、送香料，甚至連送給副總參謀長白崇禧的禮物，都是“滿裝黃金的空心銅佛”，可謂費盡心思。

1942年夏，蔣介石飛抵蘭州召集軍事會議，部署西北抗戰。馬步芳早知道這是個極好的表現機會，于是大張旗鼓迎接，路旁夾道歡呼，旗幟彩綢滿城飛舞。他刻意放低姿態，脫下往常的便裝，換上筆挺軍服，說話也顯得格外“老實”。蔣介石對他印象不錯，多次稱贊他“子香主席，為人忠厚”，還在臨走前收下他奉上的五百匹戰馬和一批麝香。

抗戰結束后，內戰全面爆發。他開始配合蔣介石布置西北局勢，讓兒子馬繼援率軍東出，前往隴東平涼作戰。在蔣介石的設想中，大西北是未來“反攻”的重要后方，馬家軍自然成了其中的一塊棋子。

到了1949年春，解放戰爭進入決定性階段。國民黨敗局已定，南京政府遷往廣州。5月間，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白崇禧等人在廣州密室商議，以西南、西北殘余勢力與解放軍做最后較量。蔣介石提出，只要爭取到時間，等到美國援助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就有可能“卷土重來”。

在這個設想里，馬步芳和馬鴻逵的部隊被當作重要力量。談到西北軍政大權究竟交給誰時，白崇禧說得很直白：馬步芳脾氣暴躁，像一匹“野馬”，雖然難以駕馭，但容易利用；馬鴻逵則像一匹“滑馬”，過于精明，不好掌控。因此，他主張讓馬步芳擔任西北軍政長官，并授予更高軍銜。閻錫山則被交付一項任務——調和“二馬”的矛盾，讓他們“冰釋前嫌，共同抵御共產黨”。

不久，蘭州戰役打響。馬步芳自認為憑借蘭州依山臨水的地形、抗戰時期留下的工事以及十萬兵力，足以擋住解放軍的進攻，不過他也不敢完全托大：一邊讓馬繼援守蘭州并等待馬鴻逵馳援，一邊加強西寧防務，為自己留后路。

有意思的是，在他離開蘭州之前，還專門提醒兒子：“當年，彭德懷幾萬人馬打敗過胡宗南十幾萬部隊，萬不可輕敵。”馬繼援卻不太當回事，覺得父親的話“晦氣”，并未真正放在心上。

1949年8月21日，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軍發起對蘭州的總攻。起初，蘭州因工事牢固、地形險要，解放軍付出較大傷亡，進展不順。消息傳到中南海，毛澤東一度頗為吃驚，曾考慮給一野更長時間準備。但彭德懷認為，應趁馬鴻逵援軍未到，盡快再攻。調整戰術后，解放軍在炮火掩護下發起新一輪沖擊，8月26日上午，紅旗插上蘭州城頭。

就在蘭州城破之前，馬步芳已經乘飛機逃往重慶。得知蘭州失守的消息后，馬繼援也匆忙南逃。蘭州之戰，既是馬家軍在西北的敗局，也是他政治生命的轉折點。自此，這位曾經意氣風發的“青海王”，徹底走上流亡之路。

三、流亡阿拉伯：耳光背后的命運反差

1949年10月，國共內戰進入尾聲，新中國即將成立之際，馬步芳只身前往臺灣。在那里，他沒能保住原有權位，很快被蔣介石撤職。這時，他看得很清楚：臺灣容不下一個失去地盤的西北軍閥，留下去難有出路。

1950年夏，他花費大筆錢財，設法搞到前往埃及的護照，帶著隨身攜帶的大量金銀珠寶去了開羅。不得不說，他在金錢上的準備非常充分，從青海撤離時，早已將大量財富轉移在身邊。到了埃及，他依舊住得寬敞，出入講究，生活奢侈。

有記載提到，他在開羅依然保持舊習，繼續縱欲：酒店侍女、舞廳舞女，甚至跟隨他流亡的部屬家眷，許多人被他肆意染指。這種行為，與當年在青海時的所作所為一脈相承。只是換了地方，并沒有換掉習慣。

時間來到1956年、1957年前后，國際局勢開始發生變化。埃及與新中國建交，對國民黨舊勢力的態度逐漸冷淡。對于像馬步芳這樣有鮮明政治身份、又沒有實際利用價值的流亡軍閥，埃及并不愿長期留用。他也明白，必須換個地方。

1957年，他變賣在開羅的房產和部分財物，選擇前往沙特阿拉伯。原因很現實：沙特是伊斯蘭國家，宗教環境相對熟悉，而且他可以憑借穆斯林身份謀求落腳點。就這樣，這位曾經在青海呼風喚雨的軍閥，從中國西北輾轉臺灣、埃及，最后漂泊到阿拉伯半島。

剛到沙特不久，他便安排前往麥加朝覲。對于一名穆斯林而言，朝覲是莊嚴的宗教義務，但他依舊帶著一群姨太太一同前往。當地宗教人士看見這種陣仗，先是驚訝，隨即變成憤怒。在他們眼里，一個男人帶著如此多的女子來圣地，很可能意味著侵犯他人妻子、破壞倫常秩序。

阿訇毫不客氣，當眾訓斥他，把話說得極重：“你這人帶著別人的太太來朝覲天房，把天房都褻瀆了。我要打你耳光，趕你出去，還要報告政府，驅逐你出境。”這段話里，既有宗教立場，也有對他身份的本能不信任——因為在很多地方，軍閥、富商帶著成群“姨太太”的形象，往往與權勢、剝奪和腐敗聯系在一起。

面對這番斥責，他沒有反駁，只能忍氣吞聲。為了避免事態擴大，他趕緊把隨行的幾位姨太太“就近送人”，暫時脫手。等朝覲結束后，又偷偷花錢把人一一贖回。事情雖然壓下去了，但在當地已經成了一個被人私下議論的笑談。

從青海的高位，到麥加圣地里的羞辱，這種命運反差，本身就帶著強烈的諷刺意味。少年時，他在巴戎練兵，自視為“新貴”；中年時，他依靠血腥鎮壓紅軍西路軍、敷衍抗戰、討好上峰，換來“青海省主席”的位置；暮年，卻在異國他鄉，為了一個朝覲名額四處籌謀，最終還被阿訇指著鼻子罵要打耳光。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埃及與沙特的生活，并非完全隱姓埋名。家族成員和一些舊部仍圍繞在身邊，試圖延續某種“舊日榮耀”。但在新的政治格局下，這種榮耀早已失去現實意義，只剩下私人層面的奢靡和欲望。財物可以隨身攜帶，舊日的習性也可以帶走，卻帶不回青海的那一方土地。

1957年之后，他一直居住在沙特，遠離故土。1975年，這位曾經的“青海王”客死異鄉，終年72歲。沒有凱歌，沒有鼓號，也沒有再回到西寧、蘭州的機會，只留下流亡阿拉伯的傳聞，以及那句在麥加被當眾喝罵的“我要打你耳光”。

從時間軸上看，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劃出幾道分界線：1910年至1936年，是在馬家軍內部一路爬升、完成對叔叔馬麟的政治反超；1936年至1949年，是借國民黨政權之力坐穩青海主席寶座，同時在西北戰局中反復權衡利弊；1949年以后，則是從臺灣到埃及，再到沙特的漫長流亡年代。

如果把那一記耳光當作象征，不得不說，尷尬背后自有根源。他在權場上的圓滑，在戰事中的算計，在男女關系上的縱欲，疊加在一起，塑造了一個典型的舊式軍閥形象。等到政權更迭，歷史大勢翻轉，昔日的種種手段已經無處施展，剩下的只是在異鄉懷抱財物，面對陌生目光時的自我掩飾。

麥加的那場沖突，表面看是一個宗教人士對一名信徒的訓斥，但在很多知情者眼中，更像是對他過去行為的一種象征性清算。那句“我要打你耳光”，穿越了圣城的喧囂，也把他留在西北的數十年舊賬，冷冷地翻開了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