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一作家告狀全國勞模王國藩，針對其貪污50多元怎么處理

1960年夏天，河北遵化一帶的地里正忙著鋤草。就在這個再普通不過的農時節點，一位從北京來的中年作家，提著行李走進了西鋪村的土街。他叫古建滋，此行既不是探親，也不是旅游，而是準備在這里“蹲點”寫書，人物原型正是轟動全國的全國勞模、縣里最有名的“窮棒子社”社長——王國藩。

古建滋剛到村里時，村民們都知道：首都來的大作家，是沖著王國藩來的。報紙上、廣播里，早就把這位社長夸成了“窮人翻身”的典型。有人悄聲說：“這回是要給他寫本大書啊。”誰也沒想到，幾年之后，正是這個作家，親手把一樁看似不大的問題，一層層反映到了北京。

要說古建滋為什么下決心來西鋪村，還得從一本蘇聯小說說起。新中國成立后，蘇聯文藝在國內影響很大，《被開墾的處女地》風頭正勁，書里的達維多夫，是領導集體農莊的典型人物。古建滋讀完，心里一直在琢磨：中國這么大的農村，也該有自己的“達維多夫”。1950年代中期，他在報紙上看到“窮棒子社”和王國藩的報道，腦子里一下就亮了：這不就是要找的人嗎？

在古建滋的設想里，如果能寫出一部中國版的“處女地”，讓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民社長，帶著一群窮人辦合作社、闖出新路，那將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他帶著這樣的期待，進了西鋪村，住在農戶家里，跟著下地、開會，細細觀察王國藩的一言一行。

等真正接觸多了，他發現事情比想象的復雜得多。王國藩確實能干，能吃苦，也有辦法，可在一些細節上，卻不那么“完美”。有意思的是，古建滋并沒有急著下判斷，而是繼續觀察。他心里很清楚：寫典型人物，不是只寫光的一面，人有弱點并不稀奇，關鍵在于怎么對待。

一轉眼到了1961年，全國都處在經濟困難時期。這個年份，在王國藩的經歷里，是一個繞不開的節點。

一、從紳士后代到“窮棒子社”社長

要說清1960年代的那場風波，繞不過他早年的經歷。西鋪村在清末民初曾經出過一個小有名氣的紳士，家底厚實，在一帶很有些說話的分量。但好景不長，這位紳士染上了大煙，家業逐步敗落，到民國時期，已不復當年景象。

1919年，王國藩出生在這個沒落家庭的第四代。父母盼子心切，晚得兒子，自然高興得很。家道雖然已經不行了，可“紳士后人”的影子還在，長輩對他的期望，也比普通農家娃要高一些。然而，現實不講情面。王國藩七歲那年，父親去世，家里徹底失去了頂梁柱。

為了活下去，他少年時期就學會了在周邊村鎮之間倒騰糧食，背著口袋四處跑，東西南北村都混得熟了。不得不說，這段經歷很磨人，卻也練出了他算賬、看行情的本事。日后辦合作社時，他對錢、物、賬目算得明白，很大程度上就出在這一段生活底子上。

1941年，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進了西鋪村。這個村莊和許多冀東地區村落一樣，被卷入戰火。日軍占領后設立偽政權，需要村里有個能干事的人當“辦事員”。王國藩年輕、識字、會算賬，便被推了出來。表面看，他是在偽政權中辦事，實際情況比這一句要復雜得多。

在八路軍和地方黨組織的工作下，一些有群眾基礎又有能力的人，被爭取成為內部力量。王國藩在村里幫八路軍傳遞消息、籌集糧食，漸漸被吸收進黨組織，成了西鋪村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那時候，當事人很清楚，一旦暴露，后果極其嚴重，可他還是走上了這條路。

1949年，全國解放在即，土地改革推進到河北一帶。王國藩的家庭，因曾經的紳士背景，被定性為“沒落地主”成分。在當時的政策背景下，這個帽子意味著挨批斗、被監督，政治上非常被動。王國藩在土改中受到了很重的批判，生活也迅速陷入困境。一家五口，全靠他在縣運輸部門打小工掙點錢勉強糊口。

就在這種低谷中，命運又向他拋出了一根繩子。1951年，有一天，他從縣城下班回村，在路上遇到了老同事趙涌興。兩人曾在日本華北采金公司當過工人，這算是共同的舊經歷。此時的趙涌興，已經是區委副書記了。聽到王國藩被錯劃、生活艱難，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趙涌興向上級反映情況，多方奔走。到了1952年，縣委組織部門對王國藩的成分問題進行了糾正，撤銷“沒落地主”的錯誤劃分，恢復了他的黨籍。這一年，對于王國藩的命運，是關鍵轉折。他又一次回到了組織內部，也重新有了發揮作用的機會。

二、“窮棒子社”的崛起與被推上典型

不久，河北饒陽縣耿長鎖辦社的經驗在全國范圍內被大力宣傳。1952年前后，王國藩受邀去參加耿長鎖辦社經驗的學習活動。那次活動，讓他看到了另一種路子：窮人抱團，集中力量搞合作社，靠集體生產擺脫貧困。這種做法，既符合國家的整體方向，也戳中了他內心深處的焦慮。

從縣城回來，他在心里打定了主意：西鋪村不能再這么窮下去。這個念頭一旦形成，就很難按下去了。他開始挨家挨戶做工作，推行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很多人一開始并不看好，尤其是中農、富裕一些的人家，心里打鼓：“把所有東西都放一塊，靠不靠譜？”積極響應的，竟然多是最窮的那一批。

最終，愿意進社的只有二十三戶，大多是常年要飯的貧農，其中十一戶幾乎長期靠討飯過日子。村里一些地主分子冷嘲熱諷，說這樣一群人湊一起，辦出來的社，只能叫“窮棒子社”。這個說法本是譏諷，卻很快變成了外界記住他們的名字。

王國藩對于這個稱呼，起初也有點尷尬，但轉念一想：“窮就窮吧，能干出個樣子來，比好聽的名號重要得多。”不過，話說起來容易，真正運轉起來，一道道難關立刻堵在前面。春播臨近，社里沒有牲口，也沒有像樣的農具，地再多，也難以好好種。

有人提出，向國家要救濟。困難時期，很多地方都在等上面的援助，這個想法并不稀奇。可王國藩的反應，卻有點“倔”。他當面否決了這一建議，認為要是養成了伸手要的習慣，合作社的路就走不長。他把目光投向了東北方向的燕山山脈。小時候，他曾跟父親上山挖藥材，對那一帶的地形很熟悉，知道山里有不少可利用的資源。

那時的燕山一帶，荊棘、艾蒿成片，柴草豐富，卻沒有人當回事。王國藩心里打起了算盤：人手有的是，只要組織起來上山打柴，就能變成錢。他把社員分了兩撥，一部分人走四十里山路，到王寺峪山砍柴，一部分人留在村里搗冰糞，積肥備耕。

山路難走，活很累，但社員知道，不干就沒活路，咬牙也得上。經過一段時間的辛苦勞作，這些柴運到集市，一車一車賣出去，最后換回了二萬多斤山柴折合的錢款。這個數字，對那時一窮二白的“窮棒子社”來說，簡直有點不可思議。社員們看著那堆不算多，卻很實在的現金，心里直發熱。有人感嘆：“原來上山砍柴也能翻身。”

這筆錢暫時放在王國藩手里保管。春節臨近時，社內又有了分歧。有社員提出，把錢分了，各家過個像樣的年再說。有人說得更直接：“先吃飽，沒錢了再找國家想辦法。”話說得不算好聽，也符合當時很多人的心理。

面對這樣的聲音，王國藩態度非常堅決，明確反對把錢分光。他提出，要用這筆錢買牲畜、買車等生產資料，為來年的生產打基礎。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眼光放長一點，別只盯著眼前這一頓飯”。在會上，他反復解釋這個道理，甚至有點著急地說：“要是今天把錢分了，明天還是這副窮樣。”

社員有猶豫，有不滿，但考慮到他是社長，再加上合作社剛起步，大家還能勉強接受。用這筆錢買了牲口之后，“窮棒子社”起碼有了基本的耕作條件。不過，新的問題又來了：有牲口沒有圈，有羊沒地方養，有車沒地方放。為了補上這些短板，王國藩又組織人上山，繼續打柴換錢。

一來二去，社里有了牲口、有了圈舍、有了基本工具，生產秩序逐步理順。社員在地里忙得熱火朝天，收成開始慢慢起色。到了1953年前后，“窮棒子社”的變化，被上級注意到。此時已經擔任區委書記的趙涌興，在大會發言時，專門介紹了西鋪村的辦社經驗，說窮人抱團也能干成大事，點名提到王國藩。

經驗一被推廣，報紙、電臺陸續報道這個社，名字越傳越響。“窮棒子社”的稱呼，也從譏笑變成了光榮稱號。1955年，中央領導在閱讀各地農業合作社材料時，看到了王國藩和“窮棒子社”的事跡。毛澤東對這個社很感興趣，還專門作了評價，大意是：在遵化縣的合作社運動中，有個王國藩合作社，只有二十三戶貧農，被人叫作“窮棒子社”，卻硬是靠自己的努力搞起來，這恰恰說明了新中國農民的精神狀態。

有了這樣的肯定，王國藩被推上了更高的舞臺。1957年，他進京參加全國勞動模范會議，站在莊嚴的會場里，面對來自全國各地的勞模代表，一時風頭無兩。對一個從貧困農家走出的社長來說，這樣的榮譽分量很重，也改變了他在地方上的位置。

正是從這個階段開始，他在組織內的職務不斷提升，在當地成為典型中的典型。與此同時，他身上的另一面，也在一些具體事情上慢慢顯露出來。

三、210元風波：作家的“告狀”與組織的態度

時間來到1960年前后。古建滋已經在西鋪村長期駐扎，對王國藩的早年經歷、財務習慣、人際關系，都有了比較細致的了解。不可否認，他對王國藩的能力和吃苦精神，是認可的。但在交往中，也陸續聽到了一些讓他心里犯嘀咕的情況。

1961年，是全國經濟最為緊張的時期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王國藩和三名軍政干部，做了一件看上去不大，卻很敏感的事。蓋西鋪村招待所要處理部分木料，其中有四根木料質量尚可。幾個人以較低的價格把這四根木料買下，隨后找木匠加工成棺材板，再以市場價倒賣出去，總共賺了210元。

四個人將210元平分，每人分得五十多元。在當時的農村，這筆錢絕對算不上小數目。按一般工人的月工資折算，這足夠一個普通家庭維持好幾個月的生活。古建滋后來了解到這一情況時，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以王國藩的身份，這樣的做法，很容易被認定為利用職務之便占公家便宜。

一次談話里，他隱晦地提醒過王國藩，問他這筆錢是怎么來的。據說當時的對話很簡短。古建滋問：“老王，這事不太合適吧？”王國藩沉默了一下，只回了一句：“日子難，不容易啊。”語氣中既有無奈，也有某種僥幸。這句話并不能抹平問題本身，在古建滋心里，卻像一塊石頭，越壓越沉。

作家長期在農村體驗生活，本意是樹立典型，寫出有代表性的作品。他一直在思考：到底是該為了“完整的形象”而把這些問題忽略過去，還是應該忠實于事實，向組織說明情況？拖了很久，1962年，他終于做出決定，先找一個最合適的人說清楚。

這一年，他專門去見了老朋友、也是王國藩老同事趙涌興。聽完他講述木料、棺材板、210元利潤的來龍去脈后，趙涌興很震驚。一方面，他知道王國藩一路走來不容易，也親眼見證過“窮棒子社”的艱難起步；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典型人物行差踏錯，更容易帶來負面影響。

趙涌興沒有私下“壓下去”，而是按照組織程序，先向縣長匯報了情況。縣里領導聽后，覺得問題不能簡單看待。畢竟涉及的是全國勞模、曾被最高領導提名表揚過的人物，一旦處理不當，要么過輕，要么過重，都可能失當。于是，這件事又被層層上報，最后送到了唐山地委。

唐山地委綜合情況后，覺得需要更高層面的判斷，決定再行上報。就這樣，一起起源于招待所廢木料的小事件，最終驚動了北京。中央派出了工作組，下到地方進行調查核實。工作組來到西鋪村后，不僅查了相關賬目，還找相關人員談話，把事情來龍去脈細致梳理了一遍。

面對工作組掌握的情況，王國藩起初難免有些顧慮，但在證據面前，最終承認了自己參與購買木料、倒賣棺材板、分得五十多元利潤的事實。這點金額，在當時全國范圍內的貪污案件中，并不算大。然而，牽涉到的人身份特殊，事情自然變得敏感。

由于案情涉及面不窄，且牽連到軍政干部，最后，這件事被交到華北局層面處理。組織內部在研究時也出現了不同聲音。有干部主張，王國藩身為全國勞模，影響力大，更應該嚴于律己，現在卻利用職務之便“多吃多占”，算不上小事，應該按照貪污罪從嚴處理。

也有人主張，從實際金額和背景來看，他在經濟上并沒造成大規模損失，問題性質應定性為利用職務便利占便宜，屬于作風和紀律問題，應以教育為主。討論比較集中的一點，是如何把握“典型人物犯錯誤”的尺度。這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帶有示范意義的實踐課題。

華北局書記李雪峰在研究中，提出了一種相對穩妥的態度。他認為，王國藩的問題，要采取“和風細雨、同志式”的方法來解決。意思很明確：既不能遷就，也不宜簡單扣上“貪污分子”的帽子一棍子打死，要通過組織處理和嚴肅批評，讓他認識錯誤、加以改正。

當時中央的相關規定，對貪污行為有比較清晰的界定：貪污百元以上，可認定為貪污行為；累計千元以上，則可能被劃入“貪污分子”范疇，處理就要更重。王國藩個人分得金額五十多元，未達百元標準，從數字上看，確實還差一截。于是，組織上最終將其定性為“多吃多占”，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貪污罪。

有意思的是，這種界定既遵守了當時的政策尺度，又留下了教育挽救的空間。從結果看，組織給出的處理意見是：責成王國藩作出深刻檢討，退回個人所得款項。同時，在一定范圍內通報批評，提醒其他干部引以為戒。這種處理方式，既保留了他的歷史功勞，又不對錯誤視而不見。

從一個側面看，這起看似不大的風波，折射出當時對“勞模形象”的復雜期待。一邊要樹典型，另一邊又必須面對典型也會犯錯的現實。古建滋之所以選擇“告狀”，不是出于個人恩怨，而是覺得，如果連這些問題都不敢說，那么寫出的典型，就只剩下光滑的表面。這一點，倒也頗能說明那個年代一些知識分子心中的尺度。

210元的賬，最終算得明明白白。木料從哪里來、怎么出手、利潤如何分配，組織都查清了。王國藩在檢查中，不得不承認，自己在利益面前確實有過自私的一面。長期處在榮譽光環之下，有時候也難免覺得“自己辛苦干了這么多年，占點便宜不算什么”。這種心理，并非他一人獨有，卻在他身上暴露得格外扎眼。

退回那五十多元，對他個人經濟狀況而言，并不致命，真正讓他感到壓力的，是來自組織、來自群眾的眼光。曾經被推到高處的人，一旦在作風上出現問題，跌落下來的那種心理落差，很難用簡單的話形容。

這件事過去后，王國藩的名字在媒體上稍稍淡了一段時間。原本計劃中的那部“新中國版《被開墾的處女地》”，也因為這場風波，難以再完全按照最初設想去寫。典型人物不再是毫無瑕疵的英雄形象，而是有功績、有缺點的普通人，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大不小的現實提醒。

從“窮棒子社”的艱難起步，到被中央肯定，再到因五十多元引出調查，王國藩的一生，像被放在一塊放大鏡下。他的能干與聰明，他早年的膽識與吃苦，也包括后來的自我松懈和“小算計”，都被一一看見。不得不說，當年那場關于210元的小小風波，既是對他個人的敲打，也是對許多干部的一個提醒：榮譽可以爭，功勞可以記，手里的權力和資源，卻必須經得起一筆一筆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