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官員：都怪美國15年前不給機會，不然我們完全可以替代中國

前言

當前，全球各國正以前所未有的緊迫感強化稀土供應鏈韌性，而十五年前那場震動亞太的中日“稀土博弈”，至今仍被戰略界頻頻援引為關鍵警示案例。

鮮為人知的是，早在2009年前后，日本曾手握一張極具潛力的戰略底牌——一條可繞開中國主導體系、實現稀土自主可控的完整路徑，卻因內部協調遲滯、跨國協作受阻及外部支持缺位等多重因素，最終與歷史性窗口期失之交臂。

美國近年加速推進稀土本土化布局，但其行動節奏明顯滯后于產業演進規律；即便投入巨資補課，也難以復刻當年低成本、高效率構建替代鏈的黃金條件。

日本前經濟產業省高官在閉門研討中坦言：“倘若2009年美方愿以實質性政策協同與資金共擔為前提開放合作通道，日本完全有能力成長為全球稀土供應新支點！”

日本的“稀土困境”

日本對我國稀土資源的結構性依賴，已持續逾二十年，形成深度嵌套于高端制造體系的剛性鏈條。

作為支撐精密電子、清潔能源裝備、尖端傳感器及國防系統的戰略性元素，稀土素有“工業維生素”之稱。

對高度倚重半導體、機器人、混合動力汽車等技術密集型產業拉動經濟增長的日本而言，稀土早已超越普通原材料范疇，升格為維系國家產業命脈的核心要素。

2010年以前，日本約九成以上的稀土進口源自中國，彼時中國掌控著全球近九成的精煉產能與七成以上可開采儲量。

依托數十年持續投入形成的完整冶煉分離工藝、規模化生產能力和成熟環保處理技術，中國在全球稀土價值鏈中構筑起難以撼動的技術—成本雙壁壘。

正是這種單點高度集中式供應結構，使日本在2010年驟然陷入一場席卷全產業鏈的“資源斷鏈危機”。

2010年9月，東海海域突發漁船與巡邏船碰撞事件，迅速升級為中日間罕見的外交高壓態勢。

作為反制舉措之一，中方臨時收緊對日稀土出口審批流程，實際出口量銳減超八成。

此舉猶如按下暫停鍵，令日本汽車巨頭的釹鐵硼磁體生產線告急，消費電子企業面臨液晶面板背光模塊停產風險，風電設備制造商亦遭遇永磁發電機核心材料斷供。

稀土在新能源汽車驅動電機、5G基站濾波器、隱身戰機雷達吸波涂層等前沿領域不可替代，其短缺直接威脅到日本制造業的生存底線。

供應鏈中斷引發連鎖震蕩，豐田、松下等龍頭企業高管集體赴東京經濟產業省陳情，要求啟動國家級應急機制。

這場始料未及的沖擊，為日本敲響了警鐘：當關鍵技術資源被鎖定于單一地緣節點，所謂“全球化分工優勢”便可能在政治摩擦中瞬間瓦解。

危機倒逼決策層啟動系統性反思，將稀土安全正式納入《國家能源戰略》修訂議程，并首次設立跨部門稀土保障專責小組。

日本的“稀土自救”

面對突如其來的資源圍堵，日本并未選擇被動等待，而是以超常規速度啟動國家級替代方案攻堅工程。

2010年12月，內閣會議緊急通過《稀有金屬穩定供給特別措施法案》，配套劃撥10億美元專項基金，用于扶持海外礦源開發、冶煉技術攻關及儲備體系建設。

這項預算規模創當時日本資源外交史之最，彰顯其將稀土問題上升至國家安全層級的決心。

在日本經產省統籌下，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等綜合商社聯合東芝、日立金屬組成聯合體，展開全球稀土資產掃描。

經過多輪盡調評估，澳大利亞萊納斯稀土公司脫穎而出——該公司不僅坐擁世界級輕稀土礦床，更在馬來西亞關丹建成亞洲首座非中國系商業化稀土分離廠。

該礦床位于西澳米德爾比奇地區，探明儲量達110萬噸REO（稀土氧化物），品位穩定且伴生元素少，適宜規模化開采。

2011年初，日方與萊納斯簽署長達十五年的包銷協議，并注資參與其關丹工廠二期擴建。

由此確立“澳礦開采—馬國精煉—日方應用”的三段式跨境供應鏈模型，試圖復制中國“資源+加工+市場”一體化路徑。

該模式雖邏輯清晰，卻需直面三大現實挑戰：跨境物流成本激增、跨國環保合規門檻抬升、以及提煉環節廢渣處置難題。

稀土濕法冶金過程產生大量含放射性釷元素的酸性廢液，馬來西亞環保部門多次叫停關丹廠試運行，迫使日方追加3.2億美元建設全封閉式廢料固化中心。

此外，從礦山基建到全流程投產周期長達六年，遠超初期預估；日本企業還需同步承擔匯率波動、地緣政策變動等隱性風險溢價。

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統計，僅前期勘探與許可審批階段，日企平均耗時47個月，較國內同類項目延長近三倍。

歷經十四年持續投入，日本稀土供應多元化初見成效。

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其自中國進口的稀土比例已由2010年的90%降至63%，其中輕稀土替代率達78%，但重稀土（如鋱、鏑）對外依存度仍高達89%。

這表明，日本雖成功構建起輕稀土“第二生命線”，但在高端永磁、激光晶體等戰略領域，依然受制于上游資源瓶頸。

美國的“后知后覺”

在日本全力突圍之際，其多次向華盛頓傳遞深化稀土合作的明確信號，期待借助美日同盟框架撬動更大資源杠桿。

兩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領域的協同日益緊密，理應在基礎材料層面形成戰略呼應。

但現實是，美方始終未給予相匹配的政治承諾與制度性安排，致使日方長期處于單兵突進狀態。

2011至2018年間，日本經產省六次致函美國商務部與國防部，提議共建“印太稀土儲備聯盟”，并共享地質勘探數據、聯合資助冶煉技術研發。

美方回應始終停留在技術交流層面，既未出臺關稅豁免政策，也未將稀土列入《國防生產法》優先保障清單。

彼時美國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稀土報價長期低于國際市場均值30%，繼續采購更具經濟理性，無需承擔高昂的替代成本。

這種基于短期財務模型的判斷，忽視了地緣政治變量對供應鏈韌性的顛覆性影響。

華爾街資本主導下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進一步加劇了企業對季度財報的過度關注，削弱了其在資源安全領域進行長周期投資的意愿。

而美國奉行的“小政府”理念，亦限制了聯邦層面統籌協調跨國資源項目的權限與能力。

直至2019年中美科技脫鉤加速，美方才真正意識到問題的嚴峻性。

當中國調整部分稀土出口配額后，美軍F-35戰機交付進度延遲三個月，通用電氣GE9X發動機量產計劃被迫推遲半年。

五角大樓內部報告指出：美軍現役裝備中，87%的先進雷達系統、92%的精確制導武器依賴特定重稀土材料，而這些材料98%需從中國進口。

此時回望十五年前的關鍵節點，日本政界人士普遍表達出強烈的歷史遺憾。

一位參與早期談判的前駐美公使透露：“若2009年美方能同步啟動《稀土安全法案》，并開放國防部采購訂單作為需求錨點，我們本可在關丹工廠基礎上快速擴容，形成覆蓋全品類的亞太供應樞紐。”

如今重建同等規模的替代體系，預估總投資需增加2.3倍，建設周期延長至9年以上，機會成本已不可估量。

結語

日本十五載稀土突圍之路，堪稱一部濃縮版的21世紀供應鏈戰爭教科書。

它深刻揭示：現代產業安全已突破傳統經貿范疇，成為融合資源稟賦、技術主權、地緣博弈與制度信任的復合命題。

日本雖在輕稀土領域取得階段性突破，但重稀土短板依然突出，距離真正意義上的“去依存”仍有顯著距離。

而美國姍姍來遲的戰略覺醒，則警示世人：在全球化縱深演進的今天，國家間唯有建立基于共同風險認知與責任共擔機制的深度協作，方能在不確定性加劇的時代筑牢安全底線。最終決定國際格局走向的，從來不是一時得失，而是穿透周期的戰略定力與務實協同的行動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