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共“三八干部”培養記

導讀

和中共革命實踐通常都環環相扣一樣，抗戰時期中共干部的養成也是一個多管齊下的系統工程，學習、訓練、考核、淘汰、思想改造、黨校回爐，層層遞進、環環相扣，抗戰時期是中共改造全黨的關鍵期，“三八干部”的養成還打上了整風的深深烙印。

01

在國共人才競爭中占得先機

“三八干部”指的是1938年前后加入中共的干部群體，這批人普遍知識水準較高，是抗戰時期中共獲得的一股新鮮血液。此時，在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共階級關系判斷做出調整，知識分子被納入民族革命陣營，緩解了中共干部選拔中習見的無米之炊的尷尬。

對此，抗戰剛剛開始時毛澤東有一個表述：“我們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們是有革命理論的，他們是富于犧牲精神的，他們是革命的先鋒隊。只有依靠成千成萬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針與辦法才能執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戰爭才能出現于中國，才能最后戰勝敵人。”

從1936年開始，中共中央北方局著意在平津和北方地區開展青年學生工作，吸引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左傾”化。此時，急迫的民族危機強烈刺激青年知識分子的民族情懷。當時很多青年知識分子擁向延安，而中共也加意吸納。

事實上，當時中共把爭取知識分子當做和國民黨爭奪人才的一個重要方面，毛澤東說得很直接：“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國民黨和我們力爭青年，軍隊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識分子。要說服工農干部，吃得下，不怕他們。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

抗日軍政大學第1期學員基本是紅軍干部，從第2期開始，吸收了知識青年學員609 人。1938年4月開學的第4期，來自全國各省市的青年學員占到學員總數的83% 。同樣吸納、培養大批知識分子的還有陜北公學和魯迅藝術學院等。如果說抗日軍政大學起初的培養對象主要是軍政干部，陜北公學和魯迅藝術學院一開始就定位于知識分子人才的培養。

陜北公學創辦于抗戰初期，面向全國招生，作為高等學校，一般要求新生“有中等文化水平”。學生來源，按照該校的解釋：“自平津失陷，京滬被摧毀以后，全國的文化界中心已經遭受到空前未有的破壞，失業失學的成群的優秀分子，流離失所，無所依歸，最近逐漸大批集中到全國的政治軍事和不久將成為文化中心的延安，就學于這個以訓練大批民族革命的領導者為目的的陜北公學。”

陜北公學校長成仿吾回憶：“七七事變后最初幾個月，由于國共合作，國民黨在一定程度上開放黨禁，實行一些民主，國統區青年到延安來比過去順利些，幾乎每天都有幾十人甚至上百人擁到陜北公學來，幾天就可以編起一個隊。”

成仿吾所說國統區青年擁向延安，除國共合作的大環境提供了可能外，與延安學制靈活也有關系，隨時招生、招滿編隊，滿足了一批流亡大后方、求學無門的失學青年要求，這使中共在國共的人才競爭中輕易占得先機。

1938年前后這批干部，多是在民族戰爭激發下投身中共陣營，1944年前后則更多因為根據地的發展而進入中共隊伍，兩者均為抗戰環境下成長，均有著較高的知識文化水準。1938年這批干部尤具代表性，所謂“三八干部”的稱謂，即源于此。

02

中共如何培養干部

在干部來源主要是知識分子，或者說非無產階級成分時，毛澤東之所以自信能夠“吃得下、化得掉”，首先當然是由于民族戰爭的任務，讓中共和這批知識分子有了目標交集。其次，當時中共的組織、訓練能力及意識形態魅力，都讓中共有這樣的自信。或者說，抗戰時期的發展需求，也使得中共必須擁有這樣的自信。

學習、訓練是中共養成干部的必要途徑，應該說，這樣的方法并不新鮮，一般政治力量訓練干部時均會采用，但像共產黨這樣以信念為核心，持之以恒不斷進行教育、培訓以改造思想、增進力量者則罕見。

1939年4月，一二九師司令部機要科干部楊國宇曾到師輪訓隊參加過一個月的訓練，按他的說法，“是從參加軍隊以來的第一次開葷”。學習主要可分四部分：一是聽報告，劉伯承數次到訓練班做報告，講政治、軍事、黨政、紀律等問題，給學員高屋建瓴的指導。

二是聽講馬克思主義哲學，陸定一講《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又聽講生產關系的五種基本形式，建立對馬克思主義分析事物、社會的基本思路的了解。

三是聽講戰斗技術，包括敵我優缺點的檢討、游擊戰術、特種戰斗、后勤保障、戰斗指揮、戰斗技術等，27天授課，涉及戰斗的課程為12天，占到將近一半。

四是聽講中國近代史和中國革命史，從太平天國講起，經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成立、大革命直到蘇維埃運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是12天。除此外，還有中間和期末兩次測驗。

面對空前的大發展局面，干部培養成為中共的當務之急。1938年10月15日，張聞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談道：“敵后方——應大量的發展黨、創立黨。速度要快。量要多。”這是一個大發展的應對思路。

03

思想改造與黨校學習

無論學習、培訓，還是考核，中共這樣做的目的都是造就一個紀律嚴明、有信仰、有目標、方向一致的政黨。抗戰時期被列為中共三大優良作風之一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即為中共改造干部，確立內部思想、行動一致的關鍵舉措。

1937年底，彭真在報告中提到：“最近許多負責同志在進行自我批評一點上，是十分注意不夠，甚至完全忽略的，必須立即糾正。自我批評是推動黨進步的重要武器，同時也是推動干部學習進步并加強黨的觀念的武器。”

1942年的整風動員報告中，毛澤東號召：“批評是批評別人，自我批評是批評自己。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但作為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

當年的許多批評都相當尖銳。王恩茂記有黨小組會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小組會議的優點是有許多同志進行了自我批評：趙安博同志批評自己怕羞，做工作不敢與主要負責同志協商，以致敵軍工作沒有很好的開展；孫國良同志批評自己游擊主義、散漫……”

1944年，隨著抗戰進入后期階段，為戰后準備干部提上議程，黨校作為中共干部的教育基地，自然要承擔起這一責任。當年黨校在黨員心目中的地位，從一些黨員的反應中可見一斑：1941年，楊國宇要求去北方局黨校學習，從這一年4月起，就一直為能否去黨校學習焦慮。1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去北局黨校學習，本來已批準，可是李達參謀長不要我去，不惜再往政委部去請求，又碰了壁，回來又向參謀長提仍無效，后又向鄧政委提，他說他們商討后答復！真急人，聽說黨校不久就開訓了。”

半個多月后，鄧小平在一次報告中談到共產黨員不了解聯共黨史是恥辱，楊國宇聽后“臉一直發燒”，暗下決心：“還得堅持要求到黨校去。”整整一個月后，5月13日，他終于實現了去黨校學習的愿望，內心的興奮在日記中用了四個字表達：“太高興了。”和楊同期進入北方局黨校的秦基偉，獲悉去黨校的要求被批準后，反應和楊一模一樣：“萬分的高興和痛快。”

抗戰時期，中共對黨校的重視有增無減。1940年2月，中共中央開辦各級黨校：“甲、訓練中級干部（縣級及區書）的黨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辦理。乙、訓練區級干部的黨校，大致由各省委、區黨委、地委辦理。丙、訓練初級干部（支部干事）的訓練班，大致由各地委、縣委辦理。中級黨校訓練期間由半年至一年，區級黨校三個月至六個月，初級干部訓練班二星期至二個月，可根據當地情形來決定。”

中共中央決定普遍設立黨校，并為之確定課程，甚至精確到不同文化水準學員課程的具體開設，可見其重視程度。通過思想的訓練達到思想的統一，這是共產黨人灌輸自己理念的直接目標，也是保證組織凝聚力和效率的關鍵一環。

本版文章據《近代史研究》 黃道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