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周總理即將出訪朝鮮，看完隨行名單后皺了皺眉頭：為何沒他？

1970年初秋，北京的天剛透亮，西花廳的燈卻又一次徹夜未滅。那段時間，周恩來已經為即將到來的朝鮮回訪忙得腳不沾地：行程安排、禮賓接待、政策口徑，哪一項都要他親自過目。就在這樣緊繃的節奏里，一張看似普通的名單，卻意外牽出了一段長達十多年的情分。
秘書照例把整理好的隨行人員名單放在案頭。文件堆得很高，名單只是其中一份。周恩來翻到那一頁時，視線停住，眉頭緩緩聚攏。這并不是因為名單有錯別字，也不是因為規格不夠，而是——少了一個他記得很清楚的人。
“老杜，杜修賢呢？怎么沒他？”周恩來抬起頭，語氣不重，卻帶著不容忽視的疑惑。
被點名的秘書愣了一下，話到嘴邊，又硬生生咽了回去。辦公室里靜了一瞬，只有墻上掛鐘的秒針在滴答作響。周恩來看出他的遲疑，語氣放緩：“在我面前，有什么就說什么。”
“杜修賢，他現在在新疆……”秘書終于把情況交代清楚：因為工作調整，杜修賢已被下派到邊疆，這次名單里自然就沒有他的名字。
這一下，周恩來的臉色沉了下去。他很少為個人去爭什么，但聽到這個消息，卻明顯動了氣。當場指示：立刻發電，把杜修賢召回北京，此次出訪攝影任務，仍由他負責。
一紙加急電報，從北京發往遙遠的西北。幾天后，一名中等身材、瘦而結實的中年人，背著熟悉的相機包，從火車上匆匆跳下，再一次走進中南海的大門。很多人并不明白，為何總理對這個攝影記者如此掛心。而要說清這一點，只能把時間往前撥回去好幾年。

一、紅墻里的“快門手”
1950年代末，北京城里會認相機的人還不算多，但在中南海，從出現的頻率來看，相機絕不比公文包少。新中國成立后，很多重大場合都需要影像記錄，這是一份工作，也是一份責任。就在這樣的需求之下，杜修賢走進了領導人身邊。
他出身普通，沒什么驚人背景，卻有一雙極為敏銳的眼睛。按快門的速度快，換角度的反應更快，同行們戲稱他是“快門手”。后來，隨著周恩來出席的活動越來越多，杜修賢的鏡頭，也越來越頻繁地對準這位總理。
不久之后，新聞圈里開始流傳一個稱呼——“紅墻里的攝影師”。“紅墻”指的，是中南海外那圈紅墻；能被這樣叫，說明他已經成了這里的一份子。很多照片上沒有署名，但行內人知道，只要畫面干凈、構圖沉穩、人物神態自然，很大可能是杜修賢的作品。
不過，攝影技術可以練，真正難得的是他對周恩來的那種發自內心的尊重。鏡頭只會記錄表面，一個人是否真正懂得眼前的對象，長期合作之后，拍出來的照片會說話。周恩來在外交場合的鎮定，在群眾面前的親切，在工作間隙短暫露出的疲憊，都被他默默捕捉下來。
公共場合中，周恩來極少單獨對某個工作人員噓寒問暖，更不會輕易表露個人情感，但在對待身邊這些記錄者時，他有一種特別的耐心。杜修賢也正是在這種氛圍里，一點點走近了總理的工作與生活邊緣，后來甚至成為他身邊為數不多、可以長期跟拍的人。
有意思的是，在不少重大歷史瞬間，人們記住的往往是畫面，卻不知道畫面背后，那個扛著器材在人群中穿梭的身影，已經累得腳步發軟。這一點，在天安門城樓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每逢有重大慶典，領導人登上城樓向群眾揮手致意，臺下鑼鼓喧天，臺上相機聲不絕于耳。想從這個角度拍一張真正滿意的正面照，遠比外人想象的難。空間有限，人多，欄桿高，光線還不斷變化，攝影記者往往要拼命往外探身，才勉強找到一個合適的機位。
有一年，杜修賢為了抓住一個瞬間，把大半個身體探出了欄桿，手臂伸到極限，還死死抓著那臺沉重的相機。就在他準備再往前挪一點時，衣角被猛地一拽，他下意識一急，脫口而出：“別拽了，再拽就照不全了——”

話說到一半，他回頭一看，愣住了——拽著他衣服的，不是警衛，而是周恩來。
“不要命了？萬一掉下去怎么辦？”周恩來臉色極嚴肅，聲音不高，卻帶著一種說不出的焦急。
那一瞬間，氣氛似乎凝固下來。周圍工作人員都看到這一幕，只是誰都沒再出聲。杜修賢臉憋得通紅，剛才那一句沒來得及收回去的抱怨，讓他既尷尬又感動。攝影記者為畫面豁出命來，在他看來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可總理卻把他的安危放在第一位。
后來提起這件事，杜修賢總說，那一把拽住他的手，比任何稱贊都重。那是一次提醒，也是一種信任：總理允許他去靠近、去記錄，但同時要他記住，自己不是一部機器，不能把命押在一張照片上。
二、從下屬到“老杜”
在領導人身邊工作時間長了，很多人會漸漸形成一種慣性距離，既敬畏，又疏離。然而在周恩來身邊，一些人卻走出了另一條路——在保持分寸的前提下，關系變得親近起來。杜修賢就是一個典型。
1960年前后，有一次活動安排在北京。周恩來提前到場，按禮節同前來采訪的電影記者逐一握手致意。眾人排成一排，既緊張又興奮。就在這一刻，杜修賢卻顧不上排隊，忙著找角度。他瞅準總理和記者握手的瞬間，一連按下了好幾張快門，生怕漏掉任何一個精彩表情。
連續的快門聲，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握完一圈手，他轉身朝鏡頭方向走去，笑著伸出右手。杜修賢這才意識到，總理是專門走向自己，頓時有些慌亂，一邊收起相機，一邊趕緊伸手。

剛握完手，他的職業習慣又冒出來，正想把相機再次舉起來從側面抓拍，結果周恩來忽然轉身，對身邊記者開起了玩笑：“怎么回事？我和老杜握手，怎么一個給照的都沒有啊？”
在場的記者面面相覷，一時沒反應過來。杜修賢趕緊順勢接了一句：“他們沒相機，我拿著相機，他們想照也照不了。”這一來一回，氣氛一下子活絡起來。
周恩來笑著把一個年輕記者招到身邊，讓他接過杜修賢的相機：“來，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給我們照一張。”在那個年代，能跟總理單獨合影，是很多干部想都不敢想的事，更別說剛進西花廳不久的新人了。那張照片后來流傳開來，在不少內部場合被視作“特例”。
類似這樣略帶幽默、但又不失分寸的互動，在接下來幾年里多了起來。1964年，周恩來與陳毅一同出訪幾內亞。那是個赤道附近的國家，海風看似涼爽，其實曬人得厲害。白天安排滿滿當當，到了晚上，總算有一點空檔，幾人便到賓館外的沙灘上走走。
沙灘邊，浪聲不大，空氣里帶著明顯的咸味。周恩來和陳毅一邊走，一邊聊當天的會談情況。隨行人員略微拉開一點距離，既給兩位領導人留空間，又隨時準備聽候吩咐。遠處的杜修賢，仍舊扛著相機，時刻準備抓拍。
走著走著，周恩來突然停下了腳步，目光落在不遠處那個人身上。太陽底下曬了幾天，杜修賢的臉已經黝黑發亮，他弓著身子、一步三回頭地尋找角度，看上去有點滑稽。
“陳老總，你看老杜，現在像不像非洲人？”周恩來帶著笑意說。
陳毅一聽，也樂了：“這幾天硬生生把人曬成這樣，可不就成非洲人了。”

被點名的當事人還蒙在鼓里，只看到大家朝自己看，趕緊收起相機快步跑過來。周恩來看著他，繼續發揮這個話頭：“老杜啊，陳老總的秘書叫杜易，幾內亞總統姓杜爾，你不如就叫杜三吧。”
話音落下，陳毅爽朗大笑：“一二三，這不正好杜家三兄弟嘛！”
那天之后，“杜三”這個稱呼在少數人之間傳開。對外還是叫他杜修賢，可在一些輕松的場合，周恩來會偶爾喊一句“老杜”、“杜三”。這種帶點玩笑的叫法，對很多人來說是不敢想象的，它意味著在工作之外，還有一點難得的親近。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對下屬的關懷，并不只表現在這些輕松時刻。1963年底，他進行了一次歷時兩個月的亞非歐訪問。那次出訪，隨行的攝影記者只有一個——杜修賢。任務之重，可想而知。
那時的設備既笨重又脆弱。相機、鏡頭、閃光燈、充電箱，一件件加起來，足夠讓一個成年男人汗流浹背。行程馬不停蹄，每到一地，周恩來要參加會談、會見、訪問、宴會，而鏡頭后面的他，也要跟著從早忙到深夜。
拍完照片，事情才剛過半。趕回住處后，立刻得沖洗膠卷、選片、送審，緊接著還要想辦法把照片在最短時間內傳回北京。手續煩瑣，時間一分一秒往外流。等這些都忙完，常常已經是凌晨，剛躺下沒多久，新的行程又開始了。
長時間透支，讓他漸漸染上失眠。藥片成了床頭的“常客”。這些情況，他沒主動跟任何人說過，只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工作人員，不該給組織添麻煩。偏偏就是在某個深夜，他沒能瞞過去。
那天夜里，酒店走廊里還亮著幾盞燈。周恩來因為工作，也遲遲沒有入睡。路過時，他留意到門縫下透出的光。敲門之后，看到的是一張比白天更憔悴的臉。桌角擺著沖洗工具，抽屜半開，里面露出一小瓶藥。

“這么晚，還不困？”周恩來的語氣并不嚴厲，卻帶著明顯的關切。
杜修賢略一猶豫，還是把抽屜拉開：“吃一點這個，就能睡著。”
那是一種熟悉的藥。周恩來看一眼便認出來，神情陡然嚴肅：“看來，你跟我有一樣的毛病。這個藥不能多吃，吃多了會上癮。”
簡單幾句話，沒有說教，卻句句敲在心上。臨走前，他拍了拍這位攝影記者的肩膀，沒再多說什么。那一晚之后，杜修賢對“失眠”這件事的看法變了。他開始刻意減少對藥物的依賴，工作再累，也盡量尋找別的方式調節。
不得不說，這種既嚴肅又溫和的提醒，在那個以任務為重的年代，并不常見。很多人只看到總理在國際舞臺上的形象，很少注意到他對身邊普通工作人員的細致體貼。而正是這些細節，讓一個“紅墻里的攝影師”，把鏡頭背后那份感情越壓越深。
三、病房門口的鏡頭
時間進入1970年代中期，周恩來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這段時間的情形，后來被不少回憶錄反復提及：連續的手術、反復的病情、依舊不斷的公務。對于身邊工作人員來說，最揪心的，是如何在尊重他意愿的前提下，讓他多一點休息。
1974年以后，周恩來住進醫院，病房位置雖然有所調整，但對外的工作并沒有完全停止。醫生設定了固定的會賓時間，希望通過制度限制他過度操勞。然而，制度在他那里往往變成“參考”。很多外賓遠道而來，他不忍心讓人失望，總會堅持見上一見。
結果是，會客時間一再延長，病房前的走廊又成了“第二個西花廳”。醫護人員、警衛、工作人員輪番守在門口，既要維持秩序，又要隨時應對可能出現的意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卻沒有誰敢直接站出來強行打斷。

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想到了杜修賢——那個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攝影記者。以往，他每次都是等會談結束，才被叫進去拍照留影，作為整個會見的收尾。工作人員就琢磨，如果把這個收尾往前挪一挪，是不是可以變成一種“信號”，既不傷禮節，又能讓時間控制下來。
他們找到杜修賢，說出了這個想法。他起初是拒絕的，理由很簡單：規矩就是規矩，沒到該進門的時間，他不愿意貿然闖入會見現場。直到工作人員不得不把周恩來病情惡化的真實情況告訴他，他才意識到事情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
從那之后，每次會客，他不再只是一個單純的記錄者，而成了時間的“提醒人”。他守在病房門口，掐著表算時間。到了差不多的點，就輕輕敲門，在得到示意后，推門而入，舉起相機。
外賓們很快明白了這種安排。會談正到關鍵時，突然有攝影記者進來，并不是臨時起意，而是預先設定好的結束信號。幾次之后，大家逐漸形成默契：只要聽見快門響起，就該往總結、告別上收攏話題。
周恩來看在眼里，心里也明白。他沒有把這件事當成什么“干預”，更沒有責怪杜修賢越界，只是默默接受了這種安排。這種無聲的準許，本身就說明了他對身邊人的信任。
1975年，周恩來的病情更加嚴重，手術次數一再增加。到9月7日這天，他已經經歷了幾十次大大小小的手術，身體極度虛弱。本可以徹底休息的他，卻仍堅持在條件允許的范圍內，繼續履行總理職責。就在這一天，他作出了一個帶有儀式感的決定——換上制服，見一位外賓。
那天上午，醫護人員和工作人員格外緊張。給他換衣服，系扣子，穿皮鞋，每一個動作都必須輕而又輕，以免牽動尚未痊愈的刀口。等他坐起，整理好衣領，鏡子里的那個人看上去依舊精神奕奕，眼睛里還閃著熟悉的光。
很快，來訪的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書記走進病房。周恩來堅持要從床上挪到沙發上，哪怕這短短幾步路都要耗盡他大量力氣。他微微前傾著身子，認真聽對方講話，不時點頭回應，像往常無數次會談那樣專注。

在房間一側，杜修賢舉著相機，眼眶卻已經開始發熱。他比誰都清楚，眼前這位總理，已經不是昔日那個可以日夜奔波的人了。每一個動作，都帶著痛感；每一次微笑，背后都壓著隱約的蒼白。
會談臨近尾聲時，周恩來突然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一句話，像一塊重石壓在房間里每個人心上。沒有人接話，沒人敢接話，只有快門輕輕一響，把這一刻定格在影像里。
那張照片里，他仍然在微笑，神情從容，仿佛只是一次普通會見。只有當人們知道日期、知道背景，再看那雙眼睛，才會意識到，這已經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出現在外賓面前。
幾個月之后，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離開了人世。從1950年代末到那一天，杜修賢的鏡頭跟了他十六年，記錄了無數重大場合，也記錄了一些外人看不到的瞬間。很多照片散落在各個檔案室、新聞社、報刊編輯部，署名或清晰或模糊，卻共同構成了一個時代的視覺記憶。
有意思的是，那張病房里的照片，此后被很多人反復提及。不是因為構圖有多巧妙，也不是因為技術有多高超，而是因為它幾乎像一道分界線——在那之后，周恩來再沒有在公眾視野中出現。對于整個國家來說，這是一位總理的最后身影；對于那個拿著相機的人來說，這則是一次心知肚明的告別。
從1970年周恩來看出訪名單、皺眉詢問“怎么沒他”，到病房門口默許他用快門控制會客時間，這條看似細小的線索，把兩個人十多年的交集串了起來。職位差距極大，一個是共和國總理，一個只是默默按快門的記者，但在長期相處中，工作關系之外，逐漸多出了一層帶有人情味的信任。
再往后回看，不難理解當初那張名單為何會讓周恩來說出“怎么沒他”。對于很多外人而言，攝影記者可以隨時更換，只要技術過得去即可。可在他心里，記錄這些歷史瞬間的人，不能只是一雙冷冰冰的機械之手，而要是一個真正理解他、明白分寸、守得住規矩又敢挺身而出的人。
杜修賢恰好符合這樣的要求，所以才有了加急電報，才有了從新疆被緊急召回，才有了那趟奔波之后，再一次登上通往朝鮮的專機。那次出訪中，他仍舊像以前一樣，背著相機，時刻等待。“紅墻里的攝影師”這個稱呼，也因為這些歲月，逐漸變得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