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拒不放人，31國接通知，黎智英判20年，6人入獄

2月9日上午，反中亂港分子黎智英的量刑方案正式出爐，法官在判決書中指出，黎智英串謀勾結外國勢力一案不僅經過精心策劃，而且早有預謀，作為串謀的幕后主腦和推動者，黎智英將接受20年有期徒刑的處罰，其中18年刑期將與黎智英正在服刑的欺詐罪刑期分期執行。

這意味著，黎智英要先服完5年9個月的欺詐罪刑期，然后18年的串謀罪刑期才會開始計算，考慮到黎智英已經78歲高齡，這份判決基本上宣告了他“牢底坐穿”的命運。

這個案子之前，西方輿論一直在唱一套腔調：說這是“政治打壓”“鎮壓異見”，暗示審判會是那種走過場、速戰速決的“清算秀”。

真正展開來看，恰好相反。

這次審理從立案到判決，前后拉了幾年，正式開庭之后，庭審就超過150天，判詞足足855頁，整理出來的證據材料超過8萬頁，包括2220件呈堂證物，從資金流水、通訊記錄，到出入境紀錄、媒體操作細節一應俱全。

換句話說，這不是一錘定音的“政治宣告”，而是一樁按照普通法程序，一環一環往下擰的“重型案件”。

黎智英請的是香港數一數二的辯護團隊，全程有充分發言、質證、抗辯的空間，該走的程序一項沒少。

這點和一些西方國家處理“自己人”敏感案子的黑箱操作形成鮮明對比，比如某些牽扯到高層、情報部門的案件，往往半夜認罪、倉促結案，外界連卷宗都看不到。

再看定罪邏輯，也不是靠“你立場不對”這類空話，而是靠行為和后果。

長期利用自己控制的媒體平臺，鼓吹外國對香港、中國實施制裁。

頻繁前往華盛頓、倫敦等地，與美國、英國高級官員密會，游說推動相關立法和行政措施。

通過公司和個人賬戶，為參與“黑暴”的組織和個人提供資金和資源支持。

將媒體機構變成實質上的政治行動中樞，策劃、放大、組織街頭沖擊和對外聯絡。

這些具體行為，被一條條塞進證據鏈里，最后拼出來的是一個清晰輪廓：他不再只是一個“辦報的人”，而是一個在大國博弈棋盤上主動扮演“代理人”的參與者。

20年這個數字，既考慮了罪行的持續性、危害性，也反映了被告年齡等因素，是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做出的重刑但非“極刑”的裁決。

從政治層面看，這一槌落下，象征的是一段“有人覺得可以靠外部力量凌駕本地法治”的時代被畫上句號。

無論你背景有多硬、認識多少外國政要，只要踩進國家安全這條紅線，最后就得坐在被告席上，按法律算賬。

判決一出來，外面那一套“預演好的劇本”也同時上演，美國、英國帶頭，連同部分歐盟成員國和加拿大，一共31個國家先后發表聲明，對判決表示“失望”“譴責”，甚至揚言追加制裁。

乍一看，似乎是一次規模不小的“圍攻行動”。

但把這些聲明攤開看，你會發現幾個規律，英美的措辭最激烈，充滿價值觀標簽，強調所謂“香港自治被侵蝕”“新聞自由被打壓”。

歐盟層面發了一份統一口徑的聲明，各成員大多數就此打住，很少有單獨加碼的。

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跟進表態，看上去更像是“例行站隊”，而不是準備真為這個案子付出實際代價。

為什么說這是“政治打卡”？因為2026年的西方內部，自己麻煩已經夠多。

美國深陷大選分裂、財政赤字、通脹和治安問題，每一屆政府都在收縮對外投入，能拿出來給盟友的“真金白銀”越來越少。

英國脫歐后經濟疲軟，政壇動蕩頻繁，自顧不暇，更多時候是通過在對華問題上“喊得更兇”來刷存在感、安撫國內選民。

歐盟在對華關系上，內部早就有分歧，有的國家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和投資，不可能輕易在香港這樣的問題上犧牲實利。

最典型的“雙標”就是英國。

倫敦剛剛通過自家版本的國安和反間諜法，給情報機構和警方更大權力，面對涉嫌勾連外國情報、泄露機密的人，一點都不手軟。

可一提到香港按類似邏輯處理國家安全案件，立刻換臉說是“政治打壓”。

這種前后不一，很難騙得過真正做國際法和安全政策研究的人。

至于美方的制裁工具，自2019年以來已經被用到“濫”的程度。

對中國內地、香港和相關官員的制裁名單越拉越長，但實際效果越來越弱。

被制裁的人本來就不怎么指望去美國置業、辦公司，反而在政治上更容易塑造成“頂住外壓”的形象。

從北京的反應也看得出來，外交部和港府的表態非常統一，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安法案件純屬中國內政，不接受任何外部干涉，“不會放人，也不會因外壓改判”。

沒有多余解釋，沒有試圖說服對方，只是在告訴外界一個底線事實：這類案件已經被納入一條清晰、穩定的司法軌道上，誰在外面喊，都改不了這個方向。

對31個國家來說，這種“集體發聲”更多是一種內政表演。

至于香港這邊會不會因為這些話松手，他們心里其實清楚得很，只是不能在鏡頭前承認。

這幾年圍繞香港最常見的一種論調是：“國安法一來，香港完了，資本會跑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保不住?！?/strong>

這一套說法，2019年后在很多西方評論里反復出現。

黎智英案被視為“驗證這套預言”的關鍵節點，按照他們的想象，這樣一樁大案的重刑判決，應該會成為外資撤離、秩序崩盤的標志。

現實卻給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答案。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每年發布的世界競爭力排行榜，被廣泛視作觀察各經濟體軟硬實力的一個重要參考。

最新一份榜單里，香港仍然排在全球第三，僅次于兩大傳統強國。

這不是哪一方公關出來的“自我表揚”，而是綜合經濟表現、政府效率、營商環境、基礎設施等一系列指標評出來的結果。

為什么會這樣？原因很簡單，對做生意的人來說，最怕的是不確定性，今天能營運，明天可能被堵路、被打砸、被迫停業。

國安法實施后，暴力沖突被壓下去了，城市回歸正常秩序，司法制度繼續按照普通法操作。

對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來講，“規則清楚+秩序穩定”比所謂“街頭政治活躍”更有吸引力。

這幾年實際流入香港的資金、IPO項目、資產管理規模并沒有像某些預言那樣“斷崖式崩盤”。

相反，在全球經濟動蕩的大環境里，香港依然是少數幾個既連著內地龐大市場、又保持高度國際化的節點城市之一。

在這種背景下，黎智英案的判決，其實起到的是“規則重申”的作用。

對黎智英本人來說，20年意味著他這一生的政治賭博正式畫上終局。

他曾經押注的是“靠著西方的庇護，可以在香港永久豁免于法律追責”，還以為自己永遠是那張有用的“牌”。

如今牌桌已經翻篇，出賣本土利益、幫外部勢力下場攪局，不再被視為“聰明”和“資源”，而是被當作必須清理的安全風險。

以后還有沒有人愿意再去當下一枚“棋子”？

答卷很可能寫在今天這20年的刑期里，代價擺在眼前，再去賭的人，就不太可能再以“我不知道風險有多大”來自我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