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2025年,一個看似微弱增長的年份,對德國來說卻像是經濟長期病灶的一次公開體檢:國內生產總值(GDP)實際增長僅為0.2%,這一數字之下隱藏的不是溫和復蘇,而是近乎三年停滯的掙扎。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的計算,自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以及與美國之間不斷升級的貿易沖突共同侵蝕了德國的經濟活力,總計造成了9400億歐元的產出損失,這一量級遠超過金融危機或2000年代初經濟停滯期帶來的損失。換言之,每一個就業者在這六年間平均損失了逾2萬歐元的產值。
德國長期以來被視為歐洲經濟的核心,其“出口引擎”驅動了連續多年的增長。但這臺引擎在過去幾年開始失速,失速的原因并非單一,而是在全球性沖擊疊加下顯現出深層次的脆弱。疫情封鎖擾亂了供應鏈和生產節奏,俄烏沖突推高能源成本并打斷了歐盟內部的貿易和投資合作,而同一時期美國發起的新一輪貿易摩擦,給德國這個高度依賴出口的經濟體帶來了直接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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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損失的構成仿佛一部交織著外部沖擊與國內結構性困難的慢動作紀錄片。德國對外出口比重極高,汽車、機械、化工產品等傳統優勢產業在全球市場曾穩居領先地位。然而,對主要出口市場的依賴也意味著當這些市場出現收縮或采取保護性政策時,沖擊往往迅速且深遠。美國對歐盟商品加征關稅,使曾經穩固的貿易渠道變得不再順暢,這不是簡單的關稅數字的堆砌,而是對一個外向型經濟基本運行邏輯的挑戰。
2025年對德國來說尤為艱難,這一年幾乎成為一個“停滯的錨點”。盡管GDP實現微小增長,但這一數據的背后是連續兩年負增長之后的勉強回穩,其本意不是經濟恢復,而是勉強避免連續第三年衰退。產業層面,制造業仍未擺脫低迷,尤其是機械設備和汽車產業,已連續數年陷入產出萎縮。消費端的恢復同樣乏力,私人消費增長緩慢,這一切疊加在一起使經濟復蘇前景充滿不確定性。
更深層次的掙扎,在于德國勞動市場的“悖論式”表現。就業人數創新高,但經濟卻無力增長,這反映出的是產能過剩與投資不足并存的狀態。企業缺乏足夠的動力進行研發和擴大投資,而這恰恰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根基之一。失業率低讓社會表面保持平穩,但這并未轉化為生產力增強或經濟活力的提升。投資意愿的低迷,往往反映出企業對未來需求的擔憂和對全球貿易環境的不確定感。
德國經濟長期以來的模式可以概括為“高度依賴出口換取增長”。這種模式在全球化最繁榮的時期成就了德國經濟奇跡,在全球需求旺盛、供應鏈穩定和國際合作順暢的時候,高端制造和出口帶來了巨額外匯和就業。然而,當全球經濟受到沖擊、貿易壁壘上升、供應鏈被重新調整時,這種依賴反而暴露出脆弱性。德國對美國市場的出口曾經是穩定增長的主要支柱之一,但隨著貿易摩擦加劇,這一支柱開始動搖。與此同時,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的快速本土化及競爭力提升,對德國出口構成了頗具挑戰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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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外部沖擊是德國經濟短期困境的導火索,那么結構性問題則是長期困境的根源。德國的出口模式、對制造業的傳統依賴、對外市場的高度暴露,使得一旦國際環境出現大幅波動,國內經濟很難迅速找到替代支撐點。這種模式失靈不僅是單純的數字下滑,它反映了對技術轉型、內需擴展以及新產業培育不足的現實。德國在數字化轉型和高科技產業的布局上顯露出一定的滯后,這讓其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步履維艱。
從宏觀視角看,這一連串損失并不是偶然,而是結構性矛盾疊加的結果。疫情、戰爭、貿易摩擦等外部因素只是加速器,它們讓一個長期依賴外部需求驅動的經濟模型在面對不穩定因素時暴露得更加徹底。德國經濟不是在一個良性循環中,而是在與全球系統性風險的互動中不斷調整和掙扎。內需不足、產業升級緩慢、對外依賴深厚,使得這種調整往往伴隨著痛苦與挫折。
值得注意的是,對德國來說,“損失9400億歐元”這一數字并不只是簡單的統計,它意味著對未來投資能力的削弱,對政府財政空間的壓縮,對企業信心的動搖。對就業者而言,每人逾2萬歐元的損失折射出的是未來生活質量和發展機會的減弱。對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這一損失不僅是過去的賬單,更是未來政策調整的壓力。經濟的持續低迷,不僅牽動歐洲內部的增長預期,也影響到歐盟整體經濟復蘇的節奏。
德國經濟的困境,正如一面放大鏡,將全球化時代下國家間經濟依存與風險管理的矛盾放大到極致。過去被視為經濟成功模板的對外開放和出口導向,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不能自動轉化為繁榮和穩定。全球供應鏈重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摩擦不斷,這些因素共同重塑著世界經濟的游戲規則。德國的挑戰是,這些規則重塑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種長期的背景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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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當前困境,對德國而言是一條需要深刻反思與戰略調整的道路。它需要在保持開放的同時,構建更具韌性的經濟模式,增強內需驅動力,加速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同時在全球市場多極化背景下尋找新的增長點。這一過程必然充滿曲折,需要勇氣與遠見。德國經濟的下一階段,不再只是對外需求的簡單延伸,而是對內結構和全球戰略定位的深刻重塑。
在這場全球性經濟“體檢”中,德國既是觀察者,更是參與者。它所面臨的問題,不只是一個國家的困境,更是全球經濟在新一輪不確定性中如何平衡開放與自主、增長與穩定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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