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與價值取向對科學發展路徑的塑造

為什么中國文化中沒有產生自然科學：思想文化與價值取向對科學發展路徑的塑造（二）

丁江洲 中國人體工程學研究院書記

人體工程學以“天人合一”為核心理念，將人體生理節律與自然運行法則相類比，其提出的關于中西方科學發展分野的問題，不僅是對人體與環境適配關系的深度剖析，更直指中國科學史乃至世界文明比較研究的核心命題——為何近代科學未能在中國自發孕育，卻在歐洲大陸破土而出？圍繞這一問題，中外學者深耕多年，通過對中西方思想文化脈絡的梳理與價值取向的對比，揭示出這一文明發展差異的形成，絕非物質豐裕程度或人類智力水平的單因素驅動，而是歷史傳統、社會結構、文化特質、經濟模式等多重環境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其中，思想文化的特質與價值取向的差異，作為深層精神內核，深刻塑造了中西方科學探索的不同軌跡，為理解科學發展的文明語境提供了關鍵鑰匙。

一、 重實用、輕玄思的認知傾向：經世致用導向對純粹科學探索的束縛

中國文化傳統自先秦時期便奠定了實用理性的基調，其中儒家思想作為兩千余年的主流意識形態，更是將這種傾向推向極致。儒家學說的核心關切始終聚焦于現實社會的人倫秩序與政治治理，其思想體系的構建圍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目標展開，將倫理道德的完善與社會秩序的穩定視為最高價值追求。從孔子的“仁者愛人”到孟子的“仁政”學說，從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到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儒家學者的思考重心始終落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層面，而非對自然世界奧秘的純粹探索。這種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深刻影響了古代中國知識階層的治學方向與研究旨趣。

在儒家思想主導的文化語境中，知識的價值以其能否服務于現實社會需求為評判標準。凡是與倫理教化、政治治理、農業生產直接相關的學問，皆被視為“正道”，得到國家與社會的高度認可；而那些超越實用目的、純粹出于好奇心驅動的自然奧秘探索，如對宇宙起源、物質本質、數理邏輯的深層追問，則被斥為“奇技淫巧”或“無用之學”，難以獲得制度性的鼓勵與支持。正如張蔭麟先生所指出的，中國文化的至善理想在于人倫關系中“仁、敬、孝、慈、信”的踐行，在于構建一個和諧有序的宗法社會，而非對“真理”本身的思辨與觀玩。這種價值取向使得古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將畢生精力投入到儒家經典的注疏與解讀、科舉制度的備考與仕途的追逐中，鮮有學者愿意跳出實用主義的框架，以超然的態度去探究自然世界的內在規律。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古希臘文化孕育了“為知識而知識”的純粹探索精神。從泰勒斯的“水是萬物之源”，到亞里士多德構建的龐大哲學體系，古希臘的哲學家們以對自然世界的好奇心為驅動力，致力于探究宇宙的本原與事物的本質。他們將追求真理視為最高的精神愉悅，認為知識的價值不在于其功利性的用途，而在于其本身對人類認知邊界的拓展。這種純粹的求知精神，為近代科學的誕生奠定了思想基礎。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這種精神得以復興并蓬勃發展，推動了天文學、物理學、數學等學科的突破性進展。而古代中國，由于實用理性的長期主導，純粹科學探索始終缺乏生長的土壤。即便偶爾出現對自然現象的觀察與研究，如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對磁石指向、海市蜃樓等現象的記載，也多是零散的經驗總結，未能上升為系統的理論體系，更難以形成推動科學革命的持續動力。

二、 思維方法與認識工具的差異：整體直觀思維對邏輯演繹體系的替代

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以整體直觀、類比取象、天人感應為核心特征，這種思維方式在把握事物的整體關聯與動態變化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但也存在難以忽視的局限性，即缺乏古希臘式嚴格的、形式化的邏輯演繹體系，而這種邏輯體系恰恰是近代科學賴以建立的方法論基礎。

整體直觀思維強調對事物的整體性把握，主張從宏觀視角審視自然與社會的關系，而非對事物進行精細的解剖與分析。在這種思維模式下，古人將宇宙視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認為天地萬物之間存在著相互感應、相互影響的聯系，“天人合一”便是這種思維的集中體現。例如，古代中國的天文學研究，始終與歷法制定、政治統治緊密相連，天文現象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與倫理色彩，日食、月食等異常天象被視為上天對統治者的警示，而非純粹的自然現象。這種研究方式注重對天象的整體觀測與記錄，卻忽視了對天體運行規律的數學化、邏輯化推導。類比取象思維則是通過將自然事物的外在特征與人類社會的倫理規范相類比，來解釋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關聯。儒家將“君、臣、父、子”的人倫秩序類比于“天、地、日、月”的自然秩序，以此論證封建等級制度的合理性。這種思維方式雖然能夠構建起一套完整的解釋體系，但卻缺乏對事物本質屬性的精準把握，容易陷入主觀臆斷的誤區。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傳統思維中缺乏形式邏輯的嚴密性。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創立的三段論體系，構建了西方邏輯演繹的基礎，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更是以公理化的方法，將幾何學知識構建成一個嚴密的邏輯體系，這種邏輯思維方式為近代科學的發展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工具。科學家們通過觀察與實驗獲取經驗事實，再運用邏輯演繹的方法構建理論體系，從而實現對自然規律的精準把握。而古代中國的知識體系，大多是通過經驗總結與直觀感悟形成的，缺乏嚴格的邏輯論證與推理過程。例如，中國古代的數學成就，如《九章算術》，雖然在實際應用中展現出極高的智慧，但其內容多是對具體問題的解法總結，未能形成一套抽象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公理體系。同時，中國傳統思維中還存在將自然現象人格化、道德化的“擬人論”或“泛生論”傾向，這種傾向將自然規律與人類的道德準則相混淆，妨礙了對自然界進行客觀、中立的分析與建模。例如，古人將自然災害視為上天對人類惡行的懲罰，這種認知使得人們在面對自然現象時，更多地從道德層面尋找原因，而非從科學層面探究規律。

三、 知識體系的整合性特征：學科交融對自然科學獨立性的消解

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顯著特征是整合性，這種整合性源于“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即將自然、社會、倫理、政治視為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而非相互獨立的領域。在這種知識體系中，對自然的研究往往從屬于哲學、倫理甚至政治的論述，難以形成獨立的、具有自身方法論規范的自然科學學科。

在古代中國的學術格局中，哲學與自然科學始終處于交融共生的狀態，儒家、道家、墨家等學派的思想體系中，雖然包含著對自然現象的觀察與思考，但這些思考從未脫離哲學與倫理的框架。例如，道家學派提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宇宙生成論，雖然蘊含著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但其本質是一種哲學思辨，而非科學理論。儒家學派則將自然規律視為道德準則的延伸，認為“天道”與“人道”是相通的，研究自然的目的在于印證人類社會的倫理秩序。這種學術傳統使得古代中國的自然研究始終缺乏獨立的地位，其發展方向與研究內容完全受制于哲學與倫理的需求。

與此同時，政治因素也對知識體系的構建產生了深刻影響。在封建官僚體制下，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往往服務于政治統治的需要，天文學、數學、醫學等學科的發展，都與國家的治理需求密切相關。天文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制定歷法，以指導農業生產與祭祀活動；數學研究則主要應用于賦稅計算、工程測量等領域；醫學研究則以保障民眾健康、維護社會穩定為目標。這些學科雖然在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知識，但始終未能形成獨立的學科體系，其研究方法與理論架構也未能突破實用主義與倫理政治的束縛。

反觀歐洲近代科學的發展，其關鍵特征在于學科的分化與獨立。隨著文藝復興與科學革命的推進，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學科逐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形成了各自獨立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理論體系。科學家們以客觀、中立的態度研究自然現象，運用實驗與邏輯演繹的方法構建科學理論，從而推動了近代科學的飛速發展。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說”，打破了長期以來神學對天文學的束縛，將天文學從宗教教義的附庸轉變為獨立的科學學科；伽利略通過實驗與數學推導，建立了經典力學的基礎，開創了以實驗為核心的科學研究方法。

而古代中國，由于知識體系的整合性特征，自然科學始終未能擺脫哲學、倫理與政治的束縛，難以形成獨立的學科身份。這種狀況使得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始終停留在經驗層面，難以實現向理論化、系統化的近代科學的跨越。例如，中國古代的醫學成就輝煌，《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等醫學典籍構建了完整的中醫理論體系，但中醫理論始終將人體視為一個與自然環境密切相關的有機整體，其診斷與治療方法也基于整體觀與辨證論治，與西方醫學的解剖學、生理學等學科的研究路徑截然不同，難以融入近代科學的發展脈絡。

思想文化與價值取向的差異，是導致中西方科學發展路徑分野的深層原因。中國傳統社會重實用、輕玄思的認知傾向，限制了純粹科學探索的發展；整體直觀、缺乏邏輯演繹的思維方式，阻礙了科學理論體系的構建；整合性的知識體系，消解了自然科學的獨立性。這些因素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制約中國近代科學發展的文化屏障。

人體工程學提出的這一核心議題，為我們理解中國科學史與世界文明比較提供了獨特的文化視角。它揭示出，科學的發展并非孤立的智力活動，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中，受到思想觀念、價值取向、思維方式等多重文化因素的影響。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審視中西方思想文化與科學發展的關系，對于推動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促進現代科學技術的創新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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