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流館的最后一張糧票

2017年深秋的平壤，凌晨四點，羊角島飯店走廊里回蕩著壓抑的咳嗽聲。

李玉順推開316房門時，看見陳教授蜷縮在床上，臉色潮紅。床頭柜上散落著藥盒——都是中文，她只認得“頭孢”兩個字。

“陳老師，您需要去醫院。”玉順用生澀的中文說。這是她第一次直呼游客“老師”，而不是“同志”或“先生”。

陳教授擺擺手，咳嗽讓他的肩膀劇烈抖動：“老毛病……氣管炎……藥吃完了……”

玉順看著這個七十歲的中國老人。三天前剛到平壤時，他還在興致勃勃地拍萬壽臺的鴿子，現在卻虛弱得像片秋風中的葉子。她想起自己的爺爺——也是這樣的咳嗽，也是在秋天，三年前那個醫藥短缺的冬天，爺爺沒能撐過去。

“等我一下。”她說。

平壤的藥店六點開門，但涉外藥店在友誼商場，要八點。玉順知道陳教授等不了那么久。

她騎著自行車穿過黎明前的街道。路過第一百貨時，她看見門口已經排起長隊——今天是每月25號，糧票兌換日。人們裹著棉衣，在晨霧中跺腳取暖。

藥店果然關著鐵柵欄門。玉順敲了很久，值班的老醫生才揉著眼睛出來。

“外賓？”老醫生聽完情況，搖頭，“沒外事批文，不能開藥。”

“他咳得厲害，等不到批文了。”

“那就去涉外醫院。”鐵柵欄重新拉上。

玉順站在緊閉的門前，手指在口袋里觸到一張硬紙片——那是她這個月的糧票，還沒來得及兌換。十公斤大米，夠全家吃半個月。

她轉身，騎向另一個方向。

平壤的黑市藏在居民樓地下室。玉順很少來，但知道規矩。她找到那個總在巷口曬太陽的老人，他什么都能弄到——只要付得起價錢。

“抗生素？進口的？”老人瞇起眼睛，“很貴。”

“多貴？”

“二十美元，或者……”老人打量她，“三十斤糧票。”

玉順的手在口袋里握緊那張糧票。十公斤，是二十斤。不夠。

“我只有十公斤糧票。”她聲音發干，“加這個。”

她摘下胸前的“功勛導游”徽章。銅質的，在昏暗的地下室走廊里閃著微光。這是她從業七年的榮譽，丟了要寫檢討，可能還要受處分。

老人接過徽章，掂了掂：“成交。”

藥是德國產的，包裝上印著看不懂的文字。老人附贈了三片退燒藥：“這個送你，外賓用得上。”

回到飯店時已經七點。玉順沒去廚房要熱水——涉外飯店的熱水要申請，流程很長。她去了員工宿舍，用自己私藏的小電爐燒開水。

藥片融化在溫水里，玉順小心地攪拌。陳教授的手抖得厲害，端不住杯子。她扶著他，像扶著自己的爺爺。

“慢慢喝。”她說中文，語序有點亂，但陳教授聽懂了。

吃完藥，老人沉沉睡去。玉順沒走，坐在窗邊的椅子上。晨光透過窗簾縫隙，照在老人花白的頭發上。他的呼吸漸漸平穩，咳嗽停了。

八點鐘，玉順輕手輕腳地下樓。在飯店后廚，她找到相熟的大廚：“金師傅，能給碗粥嗎？米粥。”

金師傅看看她，又看看樓上：“外賓？”

玉順點頭。

一碗白粥，幾片腌蘿卜，裝在普通的陶瓷碗里。沒有用涉外餐廳的銀器，因為那需要登記。金師傅什么都沒問，只是多抓了一把米。

行程最后一天，午餐在玉流館。陳教授的身體已經好轉，能吃下整碗冷面。

吃到一半，他忽然說：“李導，我能看看你的糧票嗎？朝鮮的。”

同桌的其他游客也好奇地看過來。玉順猶豫了一下，從錢包里取出這個月的糧票——她已經用徽章換藥，這張糧票本應上交，但她謊稱丟了。

淡綠色的紙，印著朝鮮文字，面額“10kg”。設計簡單，和中國那張精美的糧票形成對比。

陳教授仔細看著，眼鏡滑到鼻尖：“和我們以前的很像。”他抬起頭，“李導，我能用中國的糧票，換你這張嗎？”

玉順愣住了。中國的糧票已經作廢，只是紀念品。而她的糧票，還能換十公斤大米。

“您不用……”

“我想留個紀念。”陳教授微笑，“這趟旅行，我最大的收獲不是風景，是認識了你。”

玉順看著老人伸出的手。那只手布滿老年斑，但溫暖有力。她慢慢遞過自己的糧票，接過那張中國的、作廢的、泛黃的糧票。

交換在沉默中完成。同桌的游客鼓起掌來，有人拍照。玉順第一次沒有阻止拍攝——因為這一刻，她希望被記住。

那天晚上，玉順把中國糧票夾進日記本。旁邊是她這個月的配給記錄：大米10kg（已換藥），豆油500ml，雞蛋5個。

她在下面用中文寫，字歪歪扭扭：“陳老師，我吃飽了。今天，吃了熱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