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深秋的平壤,凌晨四點,羊角島飯店走廊里回蕩著壓抑的咳嗽聲。
李玉順推開316房門時,看見陳教授蜷縮在床上,臉色潮紅。床頭柜上散落著藥盒——都是中文,她只認得“頭孢”兩個字。
“陳老師,您需要去醫院。”玉順用生澀的中文說。這是她第一次直呼游客“老師”,而不是“同志”或“先生”。
陳教授擺擺手,咳嗽讓他的肩膀劇烈抖動:“老毛病……氣管炎……藥吃完了……”
玉順看著這個七十歲的中國老人。三天前剛到平壤時,他還在興致勃勃地拍萬壽臺的鴿子,現在卻虛弱得像片秋風中的葉子。她想起自己的爺爺——也是這樣的咳嗽,也是在秋天,三年前那個醫藥短缺的冬天,爺爺沒能撐過去。
“等我一下。”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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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的藥店六點開門,但涉外藥店在友誼商場,要八點。玉順知道陳教授等不了那么久。
她騎著自行車穿過黎明前的街道。路過第一百貨時,她看見門口已經排起長隊——今天是每月25號,糧票兌換日。人們裹著棉衣,在晨霧中跺腳取暖。
藥店果然關著鐵柵欄門。玉順敲了很久,值班的老醫生才揉著眼睛出來。
“外賓?”老醫生聽完情況,搖頭,“沒外事批文,不能開藥。”
“他咳得厲害,等不到批文了。”
“那就去涉外醫院。”鐵柵欄重新拉上。
玉順站在緊閉的門前,手指在口袋里觸到一張硬紙片——那是她這個月的糧票,還沒來得及兌換。十公斤大米,夠全家吃半個月。
她轉身,騎向另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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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的黑市藏在居民樓地下室。玉順很少來,但知道規矩。她找到那個總在巷口曬太陽的老人,他什么都能弄到——只要付得起價錢。
“抗生素?進口的?”老人瞇起眼睛,“很貴。”
“多貴?”
“二十美元,或者……”老人打量她,“三十斤糧票。”
玉順的手在口袋里握緊那張糧票。十公斤,是二十斤。不夠。
“我只有十公斤糧票。”她聲音發干,“加這個。”
她摘下胸前的“功勛導游”徽章。銅質的,在昏暗的地下室走廊里閃著微光。這是她從業七年的榮譽,丟了要寫檢討,可能還要受處分。
老人接過徽章,掂了掂:“成交。”
藥是德國產的,包裝上印著看不懂的文字。老人附贈了三片退燒藥:“這個送你,外賓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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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飯店時已經七點。玉順沒去廚房要熱水——涉外飯店的熱水要申請,流程很長。她去了員工宿舍,用自己私藏的小電爐燒開水。
藥片融化在溫水里,玉順小心地攪拌。陳教授的手抖得厲害,端不住杯子。她扶著他,像扶著自己的爺爺。
“慢慢喝。”她說中文,語序有點亂,但陳教授聽懂了。
吃完藥,老人沉沉睡去。玉順沒走,坐在窗邊的椅子上。晨光透過窗簾縫隙,照在老人花白的頭發上。他的呼吸漸漸平穩,咳嗽停了。
八點鐘,玉順輕手輕腳地下樓。在飯店后廚,她找到相熟的大廚:“金師傅,能給碗粥嗎?米粥。”
金師傅看看她,又看看樓上:“外賓?”
玉順點頭。
一碗白粥,幾片腌蘿卜,裝在普通的陶瓷碗里。沒有用涉外餐廳的銀器,因為那需要登記。金師傅什么都沒問,只是多抓了一把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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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最后一天,午餐在玉流館。陳教授的身體已經好轉,能吃下整碗冷面。
吃到一半,他忽然說:“李導,我能看看你的糧票嗎?朝鮮的。”
同桌的其他游客也好奇地看過來。玉順猶豫了一下,從錢包里取出這個月的糧票——她已經用徽章換藥,這張糧票本應上交,但她謊稱丟了。
淡綠色的紙,印著朝鮮文字,面額“10kg”。設計簡單,和中國那張精美的糧票形成對比。
陳教授仔細看著,眼鏡滑到鼻尖:“和我們以前的很像。”他抬起頭,“李導,我能用中國的糧票,換你這張嗎?”
玉順愣住了。中國的糧票已經作廢,只是紀念品。而她的糧票,還能換十公斤大米。
“您不用……”
“我想留個紀念。”陳教授微笑,“這趟旅行,我最大的收獲不是風景,是認識了你。”
玉順看著老人伸出的手。那只手布滿老年斑,但溫暖有力。她慢慢遞過自己的糧票,接過那張中國的、作廢的、泛黃的糧票。
交換在沉默中完成。同桌的游客鼓起掌來,有人拍照。玉順第一次沒有阻止拍攝——因為這一刻,她希望被記住。
那天晚上,玉順把中國糧票夾進日記本。旁邊是她這個月的配給記錄:大米10kg(已換藥),豆油500ml,雞蛋5個。
她在下面用中文寫,字歪歪扭扭:“陳老師,我吃飽了。今天,吃了熱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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