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當年為什么不給學西方哲學的那五個留學生簽名？

1950年2月17日，莫斯科大學旁邊的留學生宿舍里，空氣仿佛凝固了一般，透著股說不出的別扭勁兒。

這天，毛主席專程來看望在這兒留學的21個中國娃娃。

這幫年輕人樂壞了，一個個爭先恐后地排著隊，想討個簽名。

主席興致挺高，筆走龍蛇，順帶還得掃一眼他們學的啥專業。

瞅見鄒家華遞過來的本子，里頭夾著張機械草圖，主席大筆一揮——“機械報國”；再翻開葉正大的本子，滿篇的航空筆記，提筆就是一句“航空救國”。

可輪到后面這5個學生時，主席手里的筆，突然懸在半空，不動了。

這幾個年輕人手里緊緊攥著本子，眼巴巴地盼著，可那筆尖就是落不下去。

倒不是因為他們表現差勁，根子出在專業上——他們學的是西方哲學和政治。

這事兒要放在今天，大家伙兒肯定嘀咕：學哲學咋了？

也是正經學問啊。

可在那時候，在1950年那個節骨眼上，主席心里的這盤棋，下得那是相當“勢利”，甚至帶著點兒冷冰冰的味道。

要搞懂這盤棋咋下的，還得把日歷往前翻兩年。

1948年大冬天，西柏坡。

中央政治局拍了板：挑21個年輕后生去蘇聯念書。

這21號人，來頭都不小。

基本上全是烈士的遺孤，或者是高級干部的骨肉。

葉挺家的公子、鄒韜奮家的少爺、李碩勛家的后代…

這幫人，那就是當時黨手里攥著的最金貴的“良種”。

把好種子撒出去，想長出啥莊稼？

那會兒的中國，三大戰役剛打完，國民黨那是秋后的螞蚱——蹦跶不了幾天了。

可留給共產黨的，就是個稀巴爛的攤子。

工業底子約等于零，火柴得叫“洋火”，釘子得叫“洋釘”。

政治局琢磨得門兒清：建國不能光靠嘴皮子喊口號，得靠冒黑煙的煙囪，靠轟隆隆轉的機器。

所以，把這21個娃娃送去蘇聯，身上背的指標就一條：把工業化的火種給咱背回來。

1949年春天，這撥學生到了莫斯科。

選專業那會兒，絕大數人都挺懂事，心里頭甚至憋著一股子悲壯勁兒。

這股勁兒，是從家里人的血淚里長出來的。

葉正大那年才19歲。

葉挺是1946年飛機掉下來犧牲的，活著的時候最大的遺憾，就是咱中國造不出自己的飛機。

這一筆寫下去，哪是為了啥興趣，純粹是為了還愿。

鄒家華的心思也差不多。

他隨身帶著爹爹鄒韜奮寫的《抗戰中的出版界》。

鄒韜奮是個報人，抗戰那會兒眼睜睜瞅著自己辦報用的印刷機讓日本鬼子給炸了。

于是，他填了“機械制造”。

他發誓要造出機器，把他爹寫的那些字兒印出來。

李鵬更干脆。

他爹李碩勛是烈士，他自己蹲過渣滓洞。

在那黑咕隆咚的牢房里待久了，對光亮那是饞得不行。

他選了“電力專業”，鐵了心要把電燈泡帶給老百姓。

這16個娃娃，挑的盡是工程、機械、電力、化工。

這些行當，回國就能進廠子，下車間，立馬就能變成國家的硬實力。

可偏偏，有5個學生，選了哲學和政治。

這就接上了開頭那一幕。

主席盯著這5個學哲學的娃娃，沒動筆，反倒溜達到窗戶跟前，背著手，好半天沒吭聲。

轉過身來，他講了個典故。

他說，1938年延安辦過個馬列學院，王明在里頭當教書先生。

王明這人，嘴皮子功夫了得，《資本論》倒背如流，那是引經據典，一套一套的。

可最后咋樣了？

蘇區九成的地盤丟了個精光，紅軍被逼著長征，那是血流成河啊。

咋回事？

因為書背得再溜，跟中國的泥巴地攪和不到一塊兒，那就是廢紙一張。

緊接著，主席又聊起了自個兒。

1927年，他把湖南5個縣跑了個遍，搞那本《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他沒坐辦公室里翻書本，而是穿著草鞋踩爛泥，挨家挨戶問老鄉日子咋過。

話說到這份上，他看著那5個學生，意思再明白不過了：眼下這個節骨眼，新中國不缺能背書的理論家，缺的是能架橋、鋪路、發電的工程師。

哲學和政治學確實重要，可在1950年，這玩意兒解決不了“肚皮餓”和“挨人揍”的問題。

這是一種哪怕不論人情，也要講實用的戰時腦瓜子。

對這5個學生來說，這簡直就是晴天霹靂。

沒討到簽名，那就是一道無聲的軍令狀。

蕭永定，海軍大將蕭勁光的兒子，那會兒正在伊爾庫茨克啃哲學書呢。

接見沒多久，國內一封信追了過來：主席建議你換個行當。

蕭永定瞅著手里那本記得密密麻麻的哲學書，想起了爹說過的話：“圖紙比口號更能保家衛國。”

他沒咋磨嘰，合上書本，卷起鋪蓋，直接轉到了自動控制專業。

這決定下得挺痛苦，意味著以前下的功夫全白瞎了，得重新去啃那些枯燥的公式和圖紙。

項蘇云也一樣。

原本學政治的，后來想起了娘在延安紡線的那些土布。

理論聯系實際，最大的實際不就是中國六億人沒衣裳穿嘛。

她主動打報告，轉到了紡織工程。

林漢雄選得更有眼光。

他是廣東仔，老家山多水多，可水都白白流走了，電卻用不上。

接到國內的信兒，他把政治書一扔，換成了水力發電的圖紙。

從咱個人的角度看，這或許有點委屈——畢竟放棄了自己擅長或者喜歡的領域。

但要是站在國家的角度看，這是一次精準到極點的“資產重組”。

這次“強行改行”的買賣劃算不？

歲月給了咱們答案。

二十年后，三十年后，這筆賬終于算明白了。

項蘇云回國后，一頭扎進了紡織機械的研究。

上世紀60年代，中國第一臺國產自動織布機試車成功。

在那轟隆隆的機器聲里，那個曾經想學政治的女娃娃，把中國人“穿衣難”的大麻煩給解決了。

蕭永定在自動控制這塊地里深耕，成了行家里的行家，給中國工業自動化打下了底子。

林漢雄埋的伏筆更長。

到了80年代，葛洲壩工程——那是咱中國第一座大型水電站——工地上，他是負責人之一。

1981年，當葛洲壩第一臺機組并網發電，巨大的電流涌向千家萬戶的時候，那個在莫斯科把政治書換成水電圖紙的后生，交上了滿分的答卷。

回過頭再看毛主席當年的那個決定。

他不給那5個學生簽名，瞅著是不近人情，其實是在給他們上最要緊的一課：個人這點價值，必須得釘在國家最著急的需求上。

這種實用主義的勁頭，貫穿了主席的一輩子。

早在1943年延安大生產那會兒，他給勞模題詞就特別實在。

給紡織能手吳滿有寫“自己動手”，給開荒狀元馬丕恩寫“豐衣足食”。

在他眼里頭，一個能織布、能種糧的老農，在那個階段的價值，不比個理論家低。

他讓人讀《紅樓夢》，不是為了看寶玉黛玉談戀愛，而是把它當成研究封建社會的“階級斗爭課本”。

1950年的莫斯科，那個沒簽名的筆記本，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簽名”。

它簽下的不是名字，而是路子。

對于那一代革命后人來說，父輩拿命打下了江山，而他們的任務，是用圖紙、機器和電流，讓這座江山立得住、站得穩。

這筆賬，主席算是把脈把準了。

信息來源：

柳彥.新中國出國留學工作的先河——簡述五、六十年代向蘇聯派遣留學生工作J.中國高教研究,1990(3):3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