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9年5月，北京的春風里透著一股躁動。
七十二歲的張明遠，此時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手里捧著個燙手的山芋。
擺在他案頭的，是兩個讓他左右為難的去處：要么北上吉林，要么西進甘肅。
不論選哪邊，擔子都是統領一省行政的一把手。
按常理，這會兒他該樂得找不著北才對。
要知道，這可是他盼星星盼月亮，苦熬了整整二十五個年頭才盼來的機會。
就在幾個月前，他還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封接一封地往上寫信，哪怕不當官，去學校當個教書匠也認了，只要能讓他干活就行。
可真等到組織上把這封疆大吏的烏紗帽遞到手里，這位曾經做夢都想復出的老人，卻突然踩了一腳急剎車。
他搖頭了。
這一舉動，讓旁人看得云里霧里。
好不容易等來了云開霧散，好不容易能把丟掉的日子補回來，怎么真章擺在眼前，反倒不敢接招了？
是被整怕了？
還是歲數大了犯糊涂？
都不是。
這其實是一位老資格黨員，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在那心里頭盤算的一筆明白賬。
咱們先把日歷翻回到1954年。
那一年的政治風暴，直接掀翻了五個人的飯碗：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郭峰、馬洪。
在那之前，張明遠可是東北局的第三副書記，行政五級，那是響當當的正部級高干。
風暴一過，他直接跌落神壇，被發配到中科院，當了個辦公廳副主任。
這一蹲就是二十年。
到了1974年，更慘，連這個副職也沒保住，徹底回家吃老米了。
等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一開，天亮了。
老干部的平反工作那是如火如荼。
當年的老伙計們一個個都官復原職或者另有重用：趙德尊去了黑龍江主持工作，郭峰、馬洪也都安排了要害部門。
唯獨張明遠這里，靜悄悄的，一點動靜都沒有。
那種感覺，就像一伙人都在苦水里泡著，突然別人的枷鎖都開了，就你身上還背著千斤重擔，眼巴巴看著別人上岸。
這滋味，誰嘗誰知道。
更要命的是，歲月不饒人。
那時候，張明遠已經七十二了。
在那個年頭，年過古稀還能在一線沖鋒陷陣的，簡直是鳳毛麟角。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自己這身子骨，那是過一天少一天，要是再不趁著腿腳利索趕緊出來干點事，這輩子就算是徹底交代在“賦閑”這兩個字上了。
于是他急了。
寫信、找人，哪怕去講臺上傳道授業也行，主打就是一個“不想當廢人”。
皇天不負有心人，中科院那邊的復查過了，路通了。
上面的調令也下來了，而且一給就是個大場面——吉林或者甘肅，挑一個去當省長。
這哪是恢復工作，這簡直是“榮耀回歸”。
這會兒，咱們得琢磨琢磨：上面憑什么敢把這么重的擔子，交給一個脫離黨政一線二十多年、古稀之年的老人？
其實，組織部心里也有個算盤。
頭一個理由，就是“還債”。
張明遠當年是從正部級的位置上跌下來的，那是歷史遺留問題。
現在要撥亂反正，怎么才算徹底？
那就是讓他回到原來的高度。
五十年代初他就是封疆大吏，現在還給他一個省長，既是給他個人的交代，也是做給天下老干部看的一個樣板。
再一個理由，叫“救急”。
這才是更扎心的現實。
1979年的中國政壇，那是青黃不接到了極點。
十年的折騰，中間這一層的干部斷檔了，要么身心受創，要么沒經驗。
年輕的娃娃們還太嫩，壓不住場子。
這時候想穩住局面、搞建設，還得指望這幫“老把式”。
這也是為啥那幾年，咱們能看到不少七八十歲的老將重新披掛上陣。
不是不想用新人，是真沒人能頂上來。
這是特定時期的“傳幫帶”，沒辦法的辦法。
既然上面需要，自己也想干，這事兒不就成了嗎？
可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張明遠展現出了老一輩政治家的清醒。
他開始在心里反向盤算了。
先算算能力的賬。
他狠心問了自己一句：離開黨政口二十多年了，現在的吉林或者甘肅，還是當年那個熟悉的東北局嗎？
顯然不是。
1979年，國家正站在改革開放的門檻上，新舊體制碰撞，問題成堆。
搞建設不再是喊口號、搞運動，得處理那一團亂麻的經濟賬和社會矛盾。
他在中科院雖然也沒閑著，但那是管知識分子的地界，和管幾千萬人的吃喝拉撒完全是兩碼事。
這就好比一個老飛行員，二十年沒摸操縱桿，現在的飛機換代了，氣象也變了，直接讓他開著載滿乘客的大客機上天，能不能飛？
大概率能飛。
但敢不敢拍胸脯說絕對安全？
誰心里也沒底。
再算算歲數的賬。
看看他的那些老戰友。
趙德尊當時六十六，馬洪才五十出頭。
就連趙德尊去黑龍江之前，那也是猶豫再三，上面做了好幾次工作才勉強點頭。
而張明遠呢，七十二了。
雖說當時還沒有硬性的“干部年輕化”紅線（那是后來1982年的事），但軍隊那邊早在1975年就設了顧問虛職，安排老同志退居二線。
按后來的規矩，正部級六十五就該回家抱孫子了。
他比那個“退休線”，足足超了七歲。
要是硬著頭皮接了這個省長，干好了那是本分；要是干砸了呢？
不光自己晚節不保，更關鍵的是，耽誤了一個省幾千萬人的發展機遇。
這個險，不能冒。
這不叫認慫，這叫擔當。
這種糾結，其實不光張明遠有。
在那個特殊的年份，不少老干部都面臨著這樣的靈魂拷問：是抓住權力的尾巴證明自己“廉頗未老”，還是承認自然規律，找個更合適的地兒發光發熱？
有些人選了前者，結果在繁重的改革重擔下力不從心，最后只能黯然收場。
張明遠選了后者。
他推掉了封疆大吏的誘惑，但也并沒有回家帶孩子。
他最后接下了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副主任的差事。
這步棋走得極妙。
一來，這也是實權衙門，算是正式復出，滿足了他“想做事”的念頭。
二來，這是個技術活，專業性強。
相比于統管一省的“父母官”，這兒的事兒更集中，不用像省長那樣，事無巨細都得操心，能省不少精力。
三來，在這個位子上，他能利用自己早年的行政底子和在中科院開闊的眼界，為國家工業出謀劃策，既發揮了余熱，又避開了在一線行政崗位可能出現的“水土不服”。
后來的日子證明，這一步走對了。
他不僅保全了自己的名聲，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因為個人的待遇得失，拿一個省的前途去當試驗品。
在那個百廢待興的年代，多少雙眼睛盯著“官復原職”，盯著級別待遇。
像張明遠這樣的老同志，在平反的狂喜過后，還能迅速冷靜下來，掂量掂量自己幾斤幾兩，這才是真正的黨性修養。
咱們老說“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但真正的大智慧，不光是有“千里之志”，更在于清楚這匹老馬，到底還能跑什么樣的道兒。
要是當初他腦子一熱去了吉林或甘肅，以七十二歲的高齡去應對改革初期的復雜局面，結局真不好說。
而他在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的最后時光，雖說沒省長那么風光無限，卻走得穩穩當當，善始善終。
這筆賬，張明遠算是算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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