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解體到歐洲衰落：理想主義付出的真實代價

1991年蘇聯解體時，西方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制度的終極勝利，歷史已經終結，民主自由將自然帶來繁榮與穩定。歐洲在這種自信情緒中進入了九十年代，認為安全可以交給美國，能源可以依賴俄羅斯，制造業可以外包給亞洲，自己只需要專心發展金融、福利和價值觀體系即可。這種模式在短期內確實帶來了表面的繁榮，但本質上是在持續削弱國家的基礎能力。

隨著制造業外遷、產業鏈空心化、軍工體系萎縮，歐洲逐漸失去了應對危機的硬實力，卻在福利體系和債務規模上不斷膨脹。人口老齡化加速、生育率持續下降、勞動力缺口擴大，本該通過產業重建和制度改革解決的問題，被政治精英用最省事、也最危險的方式處理掉了——大規模引入移民填坑。其中相當一部分移民來自中東、北非和南亞地區，以穆斯林群體為主體，這一選擇從一開始就不是基于社會承載能力和整合能力的理性評估，而更多是出于政治正確和道德表演的需要。

歐洲長期把移民問題當成“道德議題”而不是“治理議題”，不允許討論文化差異、宗教認同和社會沖突的現實成本。大量移民被集中安置在福利社區和城市邊緣地帶，就業率長期偏低，對補貼體系形成高度依賴，卻缺乏真正融入主流社會結構的渠道。由此形成的不是多元社會，而是事實上的平行社會和隔離區。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在失業、邊緣化和身份認同危機中成長，對所在國家缺乏歸屬感，卻在宗教和族群認同中不斷強化對立意識，治安問題、極端化風險和社會摩擦隨之長期積累。

更嚴重的是，這種結構性問題被系統性掩蓋。犯罪數據被淡化，沖突事件被降級，批評聲音被貼上“歧視”“仇恨”的標簽壓制。政府不敢承認政策失敗，只能不斷加碼福利和補貼維穩，用財政輸血換取表面穩定。這種模式與蘇聯后期依靠行政和補貼掩蓋經濟失效的邏輯高度相似，本質上都是用資源透支維持體系合法性。

與此同時，歐洲的政策制定越來越脫離經濟現實，更強調姿態正確而非效果有效。能源轉型缺乏現實配套，移民政策缺乏長期整合機制，產業升級缺乏持續投入能力，最終形成的是一套高道德話語、低執行效率的治理體系。國家逐漸失去對邊界、秩序和產業的控制能力，卻在輿論層面不斷強化自我安慰式敘事。

俄烏沖突爆發后，歐洲第一次被迫正視這種結構性脆弱。能源價格失控、通脹上升、工業停產、財政緊張，暴露出長期外包風險與內部空心化疊加后的系統性危機。歐洲發現自己既缺乏能源自主權，也缺乏軍工產能，更缺乏快速重建工業體系的能力，只能依賴外部支撐維持基本運轉。這種外強中干的狀態，與蘇聯解體前“表面穩定、內部失血”的特征高度相似。

不同之處在于，蘇聯的崩潰是集中式、劇烈的，而歐洲的衰退是分散式、緩慢的，更像一種長期消耗過程。債務不斷累積，產業持續弱化，社會結構日益分裂，政治共識逐步瓦解，治理成本不斷上升，卻缺乏系統性糾偏能力。在這種背景下，歐洲正在從制度自信滑向路徑依賴，從主動調整走向被動維持。

歷史反復證明，任何社會如果長期用理想敘事掩蓋現實代價，用道德話語替代治理能力，用短期穩定換取長期透支，最終都會付出結構性代價。蘇聯曾經如此，歐洲正在重復這一過程。區別只在于節奏不同，而不是方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