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中國困境：肯尼迪聯合蘇印絞殺中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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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蘇結盟之日起，美國便一直試圖使用各種手段，離間和分化中蘇關系。

在中蘇分裂過程中，美國因素是不能忽視的。近年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分裂中蘇一直是美國冷戰時期的長期戰略目標，“聚變”和“裂變”是達到該目標的兩種重要手法。

朝鮮戰爭后，美國政府認為中蘇分裂只能寄希望于長遠的未來，不再熱衷于拉中國以離間中蘇關系，轉而更多通過采取改善同蘇聯的關系，對中國施加強硬手段的辦法，以壓力促進中蘇矛盾的發展，進而使蘇聯增加對中國的不滿并拋棄中國。1961年入主白宮的肯尼迪面臨國際力量對比和政治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的新形勢。

自從印度挑起中印邊界武裝沖突后，赫魯曉夫基于印度總理尼赫魯標榜“社會主義”、蘇印友誼的論調，以及亞洲地緣政治利益和蘇美關系改善等因素考慮，采取了袒護印度指責中國的不公正態度，中蘇裂痕加深。變化了的國際格局自然會作用于他的總體對華政策。

他就任后不久即表示：中國“無情的壓力威脅著從印度到東南亞整個亞洲地區的安全”。他相信，假使中國在中印邊界爭端中獲勝，必將擴大中國的影響。在肯尼迪政府看來，蘇聯已變得比過去“溫和”，而中國則更為“好戰”，中國的言行不僅挑戰著美國國家利益，而且影響美蘇關系的改善，無助于蘇聯進一步“軟化”。

該政策意圖在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時期得以充分的貫徹實施，可是由于“裂變”中蘇與聯印制華之間固有的結構性矛盾，肯尼迪政府最終并未達到預期目標。

從地緣戰略角度講，印度洋是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交通紐帶，而印度正像一艘巨大而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突出印度洋縱深1600多公里，是扼守印度洋最為重要的要沖。因此，對于戰后一心想稱霸世界，贏取冷戰勝利的美國而言，印度無疑是它遏制中國戰略大棋盤上的重要棋子。

但50年代的印度外交并不完全符合美國的冷戰需要，從5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政府就對印政策展開了反思。隨著中印之間因為邊界爭端而關系惡化，美國將其對印政策放到了與中蘇冷戰同等重要的高度進行考慮。

1955年，蘇聯開始向印度提供經濟援助，印蘇關系也有明顯發展，美國對此深為不安。11月，中情局指出，蘇聯在東南亞、南亞和中東的活動是要擴大共產主義在這些地區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對蘇聯工業化成就印象深刻，他們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而且該制度也能有效推動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

美國政府分析：“自由世界與共產主義世界的競爭舞臺正在變化，美國與自由世界必須準備應付更為嚴峻的蘇聯經濟競爭”。艾森豪威爾擔心，如果印度與蘇聯結盟，這對美國來說將是一場政治、戰略和心理上的災難。美國開始以更大的注意力來關注如何才能贏得這場在南亞的競爭。

1956年，美國駐印大使庫珀提交報告指出：蘇聯正在挑戰西方，爭取印度的友誼；印度認為美國對其態度冷淡、搖擺不定，除非美國政府很快改變不向印度提供經濟援助的政策，否則蘇聯就會填補這一真空。

艾森豪威爾承認，美國過去對印度關注不夠，政府應改變只向盟國提供經濟支持的方針，加強對印度的援助。他認為，讓印度這樣的大國保持一種傾向于美國的中立，對西方是很有利的。8月，艾森豪威爾決定在今后三年內，向印度提供3.6億美元的糧食援助。11月，尼赫魯再度訪美時，美印兩國領導人初步建立起密切的個人關系。此后，尼赫魯不點名地批評蘇聯在東歐的高壓行動，而且還公開指責中國對西藏的政策，印度對外政策開始右轉。美國對印政策轉變似乎初見成效。

但是，一個軟弱和無力的印度最終可能比一個穩定和有影響的印度更具風險，“一個強大的印度在亞洲背景下可能是替代共產主義的成功典范”。為此，它提議建立7.5億美元的發展基金幫助印度渡過難關。

但要將對印政策調整想法完全付諸實施絕非易事，在該問題上，艾森豪威爾面臨著兩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政府不可能根本改變反對中立主義的立場，國會更不愿為中立主義國家提供援助。參議院共和黨領袖諾蘭說：“如果世人得到一種印象，我們正在鼓勵中立主義，那將是非常糟糕的”。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強烈反對美國援助印度。巴基斯坦認為，美國援助印度肯定會損害作為盟國的巴基斯坦的利益。如果美國一定要這樣做，那就必須以印度同意解決克什米爾問題作為條件。所以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艾森豪威爾政府盡管改變了對印度的敵視，但是美國影響印度的能力卻仍顯有限。

在政治上，敵視中立主義的政策使它很難吸引亞洲不結盟國家向它靠攏；在經濟上，吝于提供經濟援助，又使其很難根本扭轉蘇聯以及共產主義思潮在印度影響持續上升的趨勢。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肯尼迪聯印制華思想是東西方冷戰的必然產物，也是美國政界對印政策反思的結果。

他在1959年曾說過，印度和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為爭奪東方的領導權、爭取全亞洲的尊敬”而進行的斗爭，將決定亞洲的未來；美國希望印度在同中國的這場比賽中能夠獲勝，如果中國得勝印度失敗，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力量對比就會變得對美國不利。

大選期間，肯尼迪在接受斯克雷普斯-霍華德報系采訪的時候就談到：

他說：“我看外交承認并非我們對華政策的癥結所在，關鍵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對一個強大好戰的中國這一該死的現實采取何種政策。眼下存在的危險局勢只有通過強大、成功的印度和日本才能得到修正、改觀。”

肯尼迪聯印制華的思想在他以上表述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可見印度在肯尼迪亞洲甚至全球冷戰政策中的地位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躍升。

自肯尼迪掌權以來，美國的亞洲政策實際上是建立在兩個堡壘基礎之上的：一個高度工業化的日本和一個巨大發達的南亞地區，尤其是印度。他憧憬著美國、日本能夠一起與印度改善并加強關系，從而構筑一條從日本到印度半島的對華弧形包圍遏制圈。

這屆美國政府認為，共產主義已在冷戰中獲得了主動，結果蘇聯、中國在許多關鍵的不結盟國家影響力大增。他相信，美國對第三世界的政策應有所創新，而其中重要一環就是對所謂印度等中立主義國家的政策創新，以免世界力量平衡發生不利于美國的逆轉。他希望這樣做能夠扭轉中蘇在廣大第三世界影響力不斷上升的趨勢，這對美國而言至關重要。

肯尼迪對印、對華戰略思想，一定程度是19世紀英國外交實踐和馬漢海權學說，以及麥金地緣政治學說的繼承和發展。其要點是聯合印度促成中國分裂，在西藏制造“獨立國家”或“緩沖國”，以此來遏制中國，牽制中國的發展；并且以西藏為跳板，確保在中亞地區對蘇聯的扼制和戰略資源控制在美國及其盟國的手里。

恰好在此時，中蘇分歧加劇，中印圍繞邊界問題而發生沖突，印蘇關系呈現上升勢頭，所有這些新情況，都被肯尼迪視為可以進一步“裂變”中蘇，強化對華遏制千載難逢的良機，聯印制華與“裂變”中蘇策略于是實現契合。

“裂變”中蘇與聯印制華政策在肯尼迪政府時期的有機契合是以下述理論為支撐的，即中蘇分歧的趨勢如果持續下去，肯定會大大降低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力，給西方擴展影響提供一個大好機會，從而使世界政治競爭舞臺發生有利于西方的偏轉。

中蘇爭論與分裂顯然有利于西方的利益，這可能轉移蘇聯的兵力，減小它對西歐的壓力；對中國而言，由于它已不大可能依靠中蘇聯盟，那么它與美國等西方大國打交道時不得不更加小心。

但中國有可能轉而把自己的一些鄰國視為鼓吹革命路線的目標。

他上任后不久，當美蘇雙方談到中國的未來發展局勢時，美國官員以少有的外交辭令指出：

肯尼迪認為在目前情況下，第三世界國家別無選擇地只可能在莫斯科、北京、新德里之間權衡、觀望、討價還價，以獲取它們最大的好處。蘇聯、印度與中國相比，在不結盟陣營內部仍然擁有巨大的優勢。因為前者具有更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后者與第三世界國家擁有更為相似的政治立場，它們依舊會在雙邊關系上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和影響。

基于對中蘇印三國實力，以及它們國際影響力的仔細評估，肯尼迪“裂變”中蘇，聯合印蘇遏制中國的想法逐漸成型。

赫魯曉夫上臺后，蘇聯內外政策確實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美蘇雙方都加強了“和平”攻勢。肯尼迪時期美蘇關系的有限好轉，自然而然地影響到它們各自的對華政策，以及中國的總體外交路線，從而使得中美關系與以前相比有了一些微妙的不同。赫魯曉夫試圖實現對美緩和，并在維持和平、實現核武器控制等重大問題上尋求與美國的合作。

中國則主張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打擊美國，反對“美蘇合作主宰世界”成為中國對國際問題的一個基本立場。肯尼迪試圖通過拉蘇聯、壓中國來擴大中蘇矛盾；蘇聯則試圖通過壓制中國的反美行動來取悅于美國。從中國的角度看，“反帝必反修”這個口號以最簡潔的形式，說明了美國因素在中蘇分裂中的作用。

對日益疏遠的中蘇關系，肯尼迪在繼續奉行促使中蘇分裂的同時，也在開始考慮如何利用中蘇分歧。“肯尼迪宣誓就職之后最先做的一件事情，即是就中蘇關系進行深入研究以確定對策”。

他一方面表示有意與中國接觸，就某些問題展開會談，其用意在于以這種不孤立的示意拉攏中國，使中國脫離蘇聯的同時更守規矩；另一方面繼續以遏制的姿態向中國施加壓力，從而使中蘇關系產生“裂變”。

肯尼迪之所以采取這種對華策略有其深層含義，即美國對中蘇的政策是有原則的，中國只有在改變自己的對外“擴張”政策基礎上，美國才能調整其對華政策。

正如美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共產主義“鐵板一塊”的觀念和意識形態統一的假設，事實上并未支配肯尼迪政府的對華政策視野；肯尼迪和他的外交政策顧問是以更老練的理解來行事的，他們認識到摩擦的潛在性和最終分裂的可能性，因此，在對華遏制政策中一直追尋“將擴大中蘇分歧作為其審慎對華交往的目標”。

為實現這一目標，為使中國更守“規矩”，蘇聯和印度都是其對華施壓的可利用者。

經過一番摸底，肯尼迪政府為“裂變”中蘇及聯印制華政策定下了大致方向：美國將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印度的不結盟立場，以此來換取印度加深親美傾向，促使其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伙伴，并以印度在不結盟國家當中的威望，帶動盡可能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向美國靠攏；決心大規模增加對印援助，防止印度在發揮“裂變”中蘇楔子作用的同時，經濟上進一步依靠蘇聯。

此外，美國還希望印度能在其他國際問題上與西方配合，支持美國的立場。

肯尼迪認為，只要政策得當，多提供些美元，并且具有耐心，印度不是完全沒有可能被西方爭取過去的。至少，蘇聯和中國在南亞影響上升的勢頭會受到阻截，同時為美國的政策贏得越來越多的支持。他說：“我們不能允許像印度那樣自稱為中立主義的國家倒向共產主義，或與之尋求妥協。如果那樣，世界力量平衡就會發生不利于我們的逆轉”。

總之，在肯尼迪政府“裂變”中蘇以及遏制中國的戰略中，印度已經被賦予了一種特殊的地位。

“裂變”中蘇是肯尼迪承襲的一個既定政策目標，但在實施該政策時，他往往根據對中蘇關系的分析，隨時調整其手法，并借用一切反華國際力量達到預期設想。

由于美中之間既存的緊張關系，由于印度在肯尼迪遏制中國道路上的地位得到擢升，在中印發生摩擦時，尤其是在中印邊界沖突當中，肯尼迪的同情心毫無疑問是站在印度一邊的。因而可以這樣認為，“裂變”中蘇、聯印制華都在其遏制中國的大背景下得以出臺并同時付諸實施。

肯尼迪政府對中蘇分歧的認識有一個逐步加深的過程，但其觀察中國的視角卻越來越深地著眼于日漸明顯的中蘇爭論并受其左右。

他們認為：

在接下來的一年里，其他情報評估報告多次重申了上述觀點。關于中蘇分歧的性質，肯尼迪政府綜合各方面意見后居主流的看法是，雖然中蘇之間的分歧圍繞意識形態而展開，但其深層原因卻相當復雜。兩國的國家利益和對外政策目標互不相容，加之歷史上中蘇兩個民族的矛盾影響，中蘇結盟后雙方在軍事和經濟問題上的分歧等因素，都是導致中蘇分裂和矛盾升級的重要根源。也正是因為造成中蘇分歧的原因如此復雜，所以從根本上看，雙方分歧是不可調和的。

正如國務院官員希爾斯曼所說，截止到1962年，即便那些死守“共產主義鐵板一塊”觀念的人也轉而相信，中蘇關系已出現了根深蒂固的裂痕。美國據此認為，對華實施遏制政策完全可以放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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