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沈那場驚天動地的大戰剛落下帷幕,徐國夫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就碰上了一樁讓他極其窩火的倒霉事。
那會兒部隊剛進關,上頭來通知要去開會。
徐國夫跟師里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擠在一輛吉普車里往會場趕。
誰承想,半道上車子出了毛病,直接底朝天翻了過去。
這一翻,后果實在太慘。
同車的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當場就沒了,徐國夫雖然撿回一條命,但也傷得不輕。
這事兒把徐國夫憋屈壞了。
倒不是他怕死,主要是覺得這買賣做得太“虧”。
幾位老戰友,在槍林彈雨的東北戰場上都囫圇個兒地闖過來了,沒倒在敵人的機槍大炮下,反倒折在去開會的半道上。
徐國夫后來總忍不住嘀咕:這種會有必要非得把人拉到現場嗎?
在他看來,穿軍裝就一個理兒:一切為了打仗,只要能贏,規矩全都可以靠邊站。
就因為這脾氣,早在遼沈戰役打得最要命的時候,他差點就背上個“抗命”的黑鍋。
那是戰役的第二階段,徐國夫當時坐鎮5縱13師。
東北野戰軍總部(東總)突然越過了縱隊這一級,直接給13師下了一道死命令:全師立馬拔營,去指定位置,把廖耀湘兵團的退路給堵死。
這道命令來得急火攻心,而且極其反常。
按照咱部隊的規矩,一級管一級,東總應該先命令縱隊,再由縱隊指揮師里。
搞這種“越級指揮”,一般都是火燒眉毛、通訊斷絕,或者是戰機稍縱即逝的特殊時刻。
徐國夫拿到電報,腦子里就一個念頭:跑,趕緊跑。
可這時候,師政委伸手攔了一把。
政委講究原則:咱們畢竟歸縱隊管,東總這越級下令,咱們是不是得先給縱隊首長通個氣,請示批準了再動身?
這一下子,局面就尷尬了。
擺在徐國夫面前的,其實是兩筆賬。
一筆是“規矩賬”。
按程序請示,縱隊肯定點頭,手續齊全,誰也挑不出刺兒。
大家都按章程辦,四平八穩,絕不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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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筆是“時間賬”。
目標地離這兒有一百多公里大路。
這可是兩條腿跑路的長途奔襲。
發電報、等回電,這一來一回全是時間。
戰場上那是爭分奪秒,廖耀湘全是機械化部隊,輪子跑得飛快,稍微耽誤半個鐘頭,口子可能就封不住了。
要是算那筆“規矩賬”,徐國夫自身安全;可要是那筆“時間賬”算砸了,沒堵住人,放跑了國民黨的主力,那就是千古罪人。
徐國夫壓根沒多糾結,直接把那本“規矩賬”給撕了。
他對政委撂下狠話:不行。
東總給的時間那是掐著秒表算的,晚一分鐘都可能壞了大事。
要是為了走程序耽誤了戰機,那可不是挨兩句罵的事兒,是要掉腦袋的軍法!
于是,13師根本沒跟直屬上級打招呼,直接執行最高統帥部的命令,全師開拔,玩命狂奔一百公里。
后來發生的事兒,證明徐國夫這把賭對了。
等到5縱司令部也接到東總命令,讓他們派人去同一地點時,縱隊首長回頭一查,自己手下的主力13師早就沒影兒了——人家已經在路上跑了大半截了。
縱隊首長當時挺不樂意。
這也能理解,下級來個“先斬后奏”,換誰當領導心里都得有個疙瘩。
但這恰恰就是徐國夫的生存法則:在勝負面前,什么人情世故、上下級面子,通通都得往后排。
不過,這次小小的“不愉快”,說不定也促成了他后來另一次驚人的選擇。
1949年,安陽打下來后,42軍(也就是原來的5縱)接到任務,留在河南剿匪。
剿匪這活兒,說白了就是維持治安。
對于那些想過兩天安生日子的軍官來說,這是個肥差。
不用面對國民黨正規軍的狂轟濫炸,風險小,還能讓部隊休整休整。
可徐國夫坐不住了,渾身難受。
正趕上湖南程潛那邊準備起義,需要從后方調部隊去加強警衛。
徐國夫帶兵過去,在那兒碰上了老熟人——40軍(原來的3縱)軍長羅舜初。
這就得說點前塵往事了。
徐國夫原本就是3縱的人,當過9師師長。
1948年初他生病住院,老戰友唐凱(當時3縱副政委)找上門,說上級為了加強新成立的5縱,點名讓他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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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徐國夫心里是一百個不愿意。
他在3縱待得挺順手,雖然9師經常給鄧岳的7師打助攻、搞打援,風頭沒人家勁,但他特佩服當時的司令員韓先楚,那是真能打硬仗的主兒。
可軍令如山倒,唐凱也是調去5縱當副政委,徐國夫沒辦法,只能服從分配,這才去5縱當了13師師長,成了主力。
如今,在河南又碰上老部隊40軍,情況可就不一樣了。
40軍當時正磨刀霍霍準備南下,去收拾白崇禧集團。
那是桂系的主力,硬骨頭,仗有的打。
而徐國夫現在的42軍,任務是在河南抓土匪。
羅舜初見到徐國夫,開門見山。
因為40軍調走了不少干部,缺人手,羅舜初問他:想不想回來?
回來就是師長,或者干軍參謀長。
這選擇題有點意思。
在42軍,徐國夫已經是主力師長,而且任務輕松。
回40軍,雖然是回娘家,但也就是個平調,而且要去死磕白崇禧,那是解放戰爭末期最兇險的硬仗之一(后來那場慘烈的衡寶戰役就是明證)。
這就是典型的:放著清福不享,非要去玩命。
徐國夫稍微猶豫了一下,倒不是猶豫去不去,而是覺得剛離開現在的部隊沒多久,有點“不好意思”。
但他很快就拍了板:回40軍,接著當師長!
圖啥?
就圖一條:42軍南下的作戰任務取消了,沒大仗可打了。
他徐國夫是個好戰分子,就想打仗,就想打硬仗。
這筆賬,在外人看來是“傻”,在徐國夫看來那是“值”。
為了能去前線,他甚至不在乎職務升沒升,也不在乎是不是要去啃最硌牙的骨頭。
從后來的歷史看,這一步走對了,讓他趕上了衡寶戰役,趕上了海南島戰役——那都是解放戰爭最后的華彩樂章。
回頭看徐國夫這一段經歷,你會發現這人身上有股純粹的軍人勁兒。
當面臨“向上級請示”還是“抓住戰機”時,他選戰機;
當面臨“安全剿匪”還是“危險決戰”時,他選決戰。
在他心里,做決定的依據從來不是官場的規矩,也不是個人的安危,而是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勝仗。
就像當年他在遼沈戰場上那一公里的狂奔,不管上級領導高不高興,只要能把廖耀湘堵住,這事兒就算干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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