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八十年代初，李中權辦手續離休那會兒，拿的是大軍區副職的待遇。
回頭瞅瞅，他在空軍這塊地界上，整整摸爬滾打了32個年頭。
從空3軍政委起步，一直干到了空軍副司令，這輩子最精壯的日子全搭在了這片藍天上。
可要是把日歷翻回1949年，當“空軍”這倆字頭一回擺在他跟前時，他啥反應？
不是樂呵，是抵觸。
而且是那種板上釘釘的抵觸。
當劉亞樓揣著調令找上門時，這位當時還在46軍當政委的陸軍猛將，當面就給老首長潑了盆涼水：“這活兒我不干。”
這事兒乍一聽挺邪乎。
那是建國前后，啥都待興，空軍更是掌上明珠般的“高精尖”。
能進空軍籌備組，擱現在看那是多大的臉面和造化。
咋像李中權這種級別的將領，第一反應卻是搖頭呢？
這里頭，其實藏著建國初咱部隊轉型期，一筆沒幾個人算得清的“人才賬”和“心坎賬”。
那會兒的形勢挺逗。
劉亞樓領命組建空軍，碰上的頭號攔路虎不是沒飛機，是沒兵。
確切點說，是沒“對路”的兵。
空軍那是玩技術的，跟陸軍“小米加步槍”的路數完全是兩個世界。
要搭起空軍各級的架子，干部只能從陸軍里拔。
可陸軍這幫老少爺們，心里有個疙瘩。
李中權的抗拒，太典型了。
他對劉亞樓話說得特實在：我在陸軍混得順風順水，仗打得也不賴，空軍那是擺弄洋機器的，我既沒摸過操縱桿，又不懂技術指揮，去了能成啥事？
這種心思不是李中權獨一份。
當時陸軍干部的圈子里，甚至彌漫著一股“恐空”的味兒——倒不是怕死，是怕“丟人現眼”，怕到了新地盤玩不轉，把半輩子攢下的名聲給砸了。
舉個更極端的例子。
一野的劉懋功，也是被點名要去的。
他的動靜比李中權還大。
接到調令，劉懋功的第一反應是“溜”。
他先是找軍里領導磨牙，不想去；軍里管不了，他又跑到兵團部找首長賴；兵團也不松口，這老兄干脆直接殺到了野戰軍司令部。
最后還是甘泗淇副政委出馬，苦口婆心地做思想疏導，把道理掰碎了喂給他，劉懋功才勉強點頭去報到。
這還沒完。
人是到了空軍，魂兒還在陸軍。
劉懋功剛去那陣子，身在曹營心在漢，老琢磨著找機會調回老部隊。
劉亞樓沒轍，不得不前后三次找他談心，才把他這顆心硬生生給“釘”在了空軍。
所以，當李中權沖劉亞樓說“不愿意”的時候，劉亞樓眼皮都沒眨一下。
這位前東野參謀長心里跟明鏡似的：這幫陸軍出來的老部下肚里那點九九，他摸得透透的。
劉亞樓沒拍桌子，也沒講大道理，而是給李中權盤了一筆賬。
這筆賬，直接把李中權關于“前途”的顧慮給錘碎了。
劉亞樓說：“你曉不曉得，好多陸軍干部調到空軍來，那是得降一級使用的？”
這是大實話。
因為空軍編制金貴，技術含量高，不少陸軍的師長、軍長到了這兒，往往只能干個低點的職務。
緊接著劉亞樓話鋒一轉：“你在陸軍當頭頭很久了，這回讓你當空3軍政委，這是平級調動。
可你得明白，一個空軍的軍，不論是從戰略分量還是技術含量上，那比陸軍的一個軍可大多了。
這么天大的好事，你咋還往外推呢？”
這話聽著像是在“忽悠”，但劉亞樓的邏輯是硬邦邦的：空軍是往后的戰略王牌，起步就是高配。
現在讓你平調，其實是高看你，是“暗升”。
這番話，與其說是勸說，不如說是“降維打擊”。
可問題又來了：為啥劉亞樓非得死磕李中權、劉懋功這幾個人？
既然陸軍干部大都有抵觸，為啥不在全軍撒大網？
或者干脆找點懂技術的知識分子？
這就牽扯到劉亞樓選人的“核心算法”了。
這套算法苛刻得很，能鉆過這篩子眼的人，在當時的全軍將領里，簡直就是鳳毛麟角。
劉亞樓手里的篩子，有三層網。
第一層：歲數小。
不管是李中權還是劉懋功，那會兒都才三十郎當歲。
空軍是高科技，腦子得轉得快，精力得跟得上。
四五十歲的老將，經驗是足，但接受新鮮玩意兒慢，身子骨也未必扛得住高強度的技術學習。
三十歲，正是當打之年，腦瓜靈，可塑性強。
第二層：打過硬仗。
空軍歸根結底是軍隊，不是研究所。
光懂技術不行，還得能帶兵，能打勝仗。
李中權在陸軍當了多年政委，劉懋功也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悍將。
這種見過血的指揮氣質，是啥學校都教不出來的。
甘泗淇當時對劉懋功漏過一句底：“在全軍區挑來揀去，也就選了這么幾位。”
這說明啥？
這不光是選拔，簡直是“掐尖兒”。
第三層，也是最要命的一層：肚里有墨水。
這才是李中權被“強行征調”的真正由頭。
那年頭的陸軍將領，好多是苦出身，識字不多，打仗全靠命搏出來的經驗。
可空軍不一樣，氣象、導航、機械、通訊，全是物理和數學。
大字不識一籮筐的干部，連儀表盤都瞅不明白，咋指揮？
李中權啥學歷？
中學畢業。
擱今天看，中學學歷稀松平常。
但在建國初的解放軍將領隊伍里，這就屬于妥妥的“高知”那一撥了。
劉亞樓相中李中權，圖的就是他這個“中學畢業”的底子。
有了這碗酒墊底，再去啃航空理論，哪怕沒摸過飛機，也能上手快。
除了他，沒幾個人能頂得上來。
面對老首長劉亞樓的軟硬兼施，特別是那句“空軍的軍比陸軍大”的論斷，李中權心里的防線松動了。
雖說心里還是有一百個不情愿，雖說還是覺得那是去“伺候飛機”，但軍人的天職讓他做出了最后的決斷。
他表態：既然組織定了，我服從，但我心里還是想留陸軍。
這種“保留意見的服從”，在那年月挺常見。
劉亞樓要的就是這句話。
只要你嘴上吐了口，調令立馬就下。
很快，一紙調令，李中權成了空3軍政委。
這一去，就是32個春秋。
事實證明，劉亞樓的眼光毒辣。
這批被“逼”上梁山的陸軍將領，憑著年輕、腦子活和那股子不服輸的勁頭，硬是在一張白紙上把中國空軍的架子給搭了起來。
當然，這條道兒不好走。
李中權后來的遭遇也挺坎坷。
在后頭的任職里，因為“三反”運動，他挨了批。
這不光讓他精神上受壓，更直接絆住了他的仕途。
他的軍銜評定、職務提拔都受了不小的影響。
很長一段日子里，他都一直在這個系統里頂著副兵團職的帽子。
如果在陸軍，憑他的資歷和戰功，或許路會走得順當些？
沒人說得準。
直到七十年代后半截，隨著大環境的撥亂反正，李中權才被提拔為正兵團職。
到了八十年代辦離休時，組織上給了他大軍區副職的待遇，也算是對這位空軍創業元老的一種認可。
從1949年的“不樂意”，到后來的32年死守。
李中權和那一代轉型的將領們，其實是用自己的職業生涯，給新中國的空軍建設搞了一次“風險投資”。
他們扔掉了陸軍熟門熟路的跑道和穩當的晉升，跳進了一個完全兩眼一抹黑的技術坑。
這背后，既有劉亞樓這種“操盤手”的強力推動，也有李中權這種“干將”的犧牲與擔當。
歷史不光是宏大的敘事，更是無數次咬牙切齒的選擇。
當年那句“不愿意”，如今聽來，反倒比任何豪言壯語都顯得真實和沉甸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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