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聽聞溥儀月薪180元，說：畢竟當過皇帝，從稿費里取出2000元

1964年，北京一場尋常的座談談話中，一句半帶玩笑的話語，一段溫暖的資助，定格了一段跨越時代鴻溝的歷史溫情。當毛主席聽聞，末代皇帝溥儀每月收入僅有180元時，當即面露關切，輕聲說道：“數額偏低了，畢竟當過皇帝嘛。”

話音剛落，他便鄭重叮囑身旁的章士釗：從我的稿費里，取出2000元，送去給溥儀補貼生活。沒有居高臨下的施舍，沒有針鋒相對的隔閡，只有一份從容溫和的體恤——這一幕，耐人尋味，更令人動容。

要讀懂這份溫情的重量，必先看清說話人與被提及者之間，那道天壤之別的歷史落差。一邊是新中國的締造者，是結束百年戰亂、開啟民族新生的偉人，親手打破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一邊是中國兩千年帝制的最后一位君主，是曾經身居宮闕、萬人朝拜的宣統皇帝，見證了舊制度的覆滅與消亡。

他們本該是隔著時代鴻溝、立場對立的兩個人，一個是舊時代的終結者，一個是舊時代的余響，可談話的氣氛，沒有絲毫緊繃與尷尬，反而滿是從容與平和。這份平和，源于毛主席的胸襟與自信，更源于新社會對每一個人的包容與善待。

談話中，毛主席還引用了“長鋏歸來兮，食無魚”的典故，看似隨口一提，實則藏著深層的體恤——有才能、有特殊經歷的人，不應被冷落，不應被虧待。這句話用在溥儀身上，絕非譏諷，而是超越了身份與過往的尊重，認可了他作為一個普通人，理應擁有體面的生活。

一旁的章士釗聽后，隨即提及溥儀的族叔載濤，說他生活同樣拮據。毛主席聽后，當即表示關切，語氣堅定地說道：“載濤還在擔任顧問，既然為國家做事，生活條件理應得到保障。” 于是，他特意叮囑，再從稿費中拿出2000元，一并送給載濤，解決他的生活難題。

座談結束后，兩筆各2000元的款項，很快便從毛主席的個人稿費中撥付到位，章士釗親自登門，分別送往溥儀與載濤家中。或許有人難以想象，這筆錢在當時究竟有多重——上世紀60年代，普通工人的月薪不過幾十元，2000元，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三四年的工資總和，無疑是一筆分量極重的資助。

當章士釗來到溥儀家中，說明來意時，溥儀的第一反應，是推辭。他握著章士釗的手，誠懇地說道：“多謝主席的關心，我的回憶錄很快就要出版了，到時候會有稿酬，我能養活自己，就不麻煩主席了，還是把這份幫助，留給更困難的人吧。”

章士釗反復勸說，告訴他這是毛主席的一片心意，也是新社會對他的關懷，溥儀這才勉強收下。收下款項后，他當即寫下一段感念之詞，字里行間，滿是感激與愧疚。誰也不會想到，曾經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的皇帝，此刻會如此謙遜、如此懂得體諒他人——這樣的心境，若是倒回十年前，根本難以想象。

溥儀命運的真正轉折，始于1959年的特赦。那一年，毛主席在審閱特赦名單時，特意提出“先赦皇帝”，這句話，彰顯的不僅是一份大度，更是一種政治與歷史層面的絕對自信——新中國不怕舊時代的余響，更有底氣讓每一個愿意改過自新的人，擁有重新生活的機會。

重獲自由的溥儀，褪去了皇帝的光環，成了一名普通公民。他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園工作，從最簡單的澆花、除草、修剪枝葉做起，從頭學習最基礎的生活技能。那時，他的月薪只有60元，日子過得簡樸，卻格外踏實。

有一次，一位外國記者專程來到植物園，見到溥儀在花圃中忙碌的身影，忍不住問道：“你曾經是皇帝，現在是園丁，你更愿意做哪一個？” 溥儀放下手中的工具，坦然一笑，語氣堅定地回答：“我寧可當園丁，當一個靠自己雙手吃飯的普通人。” 這句話傳到海外，瞬間引起轟動，被世人當作中國時代巨變的最佳象征。

憑借著自己的努力與經歷，后來溥儀被調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專員，月薪也提高到了180元。這份收入，相較于之前的60元，有了不小的提升，也更符合他的經歷與能力。

可即便如此，他的生活依然顯得緊張。常年的宮廷生活，讓他身體欠佳，常年需要服藥、就醫，醫療開銷巨大；再加上1962年，他與在醫院工作的李淑賢成婚，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家庭日常支出增多，180元的月薪，漸漸難以支撐。

很少有人知道，溥儀與李淑賢的這段婚姻，也與毛主席的關懷息息相關。此前，毛主席曾邀請溥儀參加家宴，席間，他沒有提及過往的恩怨，只是像長輩一樣，關心著溥儀的近況，還鄭重地提醒他：“婚姻大事，關乎后半生的幸福，一定要慎重選擇，找一個能同甘共苦、相互扶持的人。”

正是這份暖心的叮囑，讓溥儀更加慎重地對待自己的婚姻。不久之后，經人介紹，他認識了李淑賢，兩人相知相守，組建了溫暖的家庭，也讓溥儀真正體會到了普通人的煙火溫情。

1964年的這筆2000元資助，以及隨后他的月薪提升到200元，雖沒有徹底改變他的生活，卻切實緩解了他的困境。據說，溥儀將那筆2000元，分成了好幾份：一部分用來支付自己的醫藥費，一部分補貼家用，還有一部分，用來幫助身邊那些比他更困難的人。

曾幾何時，他是擁有宮闕萬間、金銀無數的皇帝，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晚年，他卻學會了節儉度日，學會了體諒他人，學會了把自己得到的溫暖，傳遞給更多人。這份轉變，不僅是個人的成長，更是時代的進步。

溥儀曾不止一次感慨：“歷史上的末代君主，能得以平靜終老的，寥寥無幾，我能有今天，是新中國給我的恩典。” 1967年10月，溥儀在北京病逝，年僅61歲。從三歲幼年登基，到淪為傀儡皇帝，再到淪為戰犯，最后成為一名普通公民，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幾乎濃縮了一個時代最劇烈的轉折。

1964年那句半帶玩笑的“畢竟當過皇帝”，那筆從個人稿費中支出的2000元資助，看似微不足道，卻藏著最深厚的溫情與包容。它不僅改變了溥儀晚年的生活，更悄然成為舊制度終結、新社會展開之間，一段帶著溫度的歷史注腳——它告訴世人，新的時代，沒有仇恨與隔閡，只有包容與善待，每一個愿意改過自新的人，都能擁有屬于自己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