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就義前，逮捕她的縣令淚流不止：殺你非我本意，請體諒

1907年10月29日，一位名叫李鐘岳的前清官員在他的寓所內懸梁自盡。就在三個月前，他剛剛親自監斬了一位“反賊”。通常情況下，官員處決叛亂分子是立功升遷的階梯，理應彈冠相慶。但李鐘岳不同，他不僅沒有慶祝，反而陷入了無盡的自我折磨。為什么一位執行了國家法律的法官，最終會宣判自己死刑？

這個問題的答案，藏在那個悶熱的夏天和那個名叫秋瑾的女囚背后。光緒三十三年的中國，空氣中彌漫著舊王朝腐爛的氣息。李鐘岳當時任浙江山陰縣令。他是一位典型的傳統士大夫，考取進士，熟讀圣賢書，相信為官一任應造福一方。命運卻對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將他推到了革命黨人秋瑾的對立面。

按照大清律例，李鐘岳是體制的維護者，秋瑾是體制的破壞者。兩者本該勢不兩立。但歷史從未按照簡單的二元對立劇本上演。李鐘岳早讀過秋瑾的詩詞，“破碎山河故國羞”這樣的詩句讓他深感震撼。他看到的不是一個渴望暴力的叛亂者，而是一個擔憂國家前途的知識分子。在內心深處，這位縣太爺對這位“女反賊”懷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敬意。

危機始于安慶。徐錫麟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這起事件引發了連鎖反應。紹興知府貴福是恩銘的親戚，復仇的怒火讓他失去了理智。他認定紹興的大通學堂是叛亂基地，而秋瑾就是主謀。貴福不需要審判，他只需要殺戮。一道道急令傳到山陰縣衙，要求李鐘岳立即帶兵剿滅學堂。

李鐘岳面臨選擇。執行命令，違背良知；抗拒命令，丟官甚至喪命。他試圖在兩者之間尋找第三條路。他接到了抓捕命令，卻沒有立即行動。他以“調查虛實”為由拖延時間。當貴福的逼迫到了無法推脫的地步，李鐘岳不得不出兵。但他帶著三百名士兵大張旗鼓地行進，敲鑼打鼓，聲勢浩大。這不是突襲，這是游行。他的意圖很明顯：告訴學堂里的人，官兵來了，快跑。

秋瑾沒有跑。她選擇留在學堂，疏散學生，等待命運的降臨。她相信革命需要流血才能喚醒民眾。當李鐘岳沖進學堂時，看到的是一位鎮定自若的女性。那一刻，李鐘岳明白，自己苦心的拖延失效了。他不得不將秋瑾帶回縣衙。

李鐘岳的寬容激怒了知府貴福。在貴福眼中，不用刑就是通敵。既然縣令不肯殺人，知府就直接越級上報。浙江巡撫聽信了貴福的匯報，隨即下達了“就地正法”的手諭。

這道手諭將李鐘岳逼到了絕境。貴福把殺人的刀遞到了李鐘岳手里，并冷冷地威脅：要么殺秋瑾，要么你也被當作同黨論處。這是一個死局。李鐘岳徹夜未眠。他意識到自己無力對抗整個官僚機器。如果他抗命，不僅救不了秋瑾，還會換來一個更殘忍的劊子手。

行刑的那天凌晨，李鐘岳提審秋瑾。他沒有擺出官老爺的威風，而是流著淚對秋瑾說：“殺你非我本意，請你體諒。”這句話不僅是對秋瑾說的，也是對他自己良心的辯解。他答應了秋瑾最后的三個請求：不砍頭，留全尸；不剝衣服，留尊嚴；不寫絕命詞。

秋瑾在紹興軒亭口就義。李鐘岳履行了諾言，給了她最后的體面。但這件事并沒有就此結束。三天后，李鐘岳因“庇護女犯罪”被革職。當他離開紹興時，數千百姓自發相送。這種送別與其說是對一位離任官員的禮遇，不如說是對良知的致敬。

百姓的諒解無法寬恕李鐘岳自己。回到家鄉后，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他認為自己雖然沒有直接揮刀，卻是這臺殺人機器上不可或缺的齒輪。這種負罪感比丟官更讓他痛苦。他覺得自己不僅辜負了百姓，也辜負了讀書人的氣節。他曾試圖投井、上吊，都被家人救下。但一個人的心死了，肉體遲早會追隨而去。最終，在秋瑾死后三個月，他成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李鐘岳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悲劇，它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在體制之惡面前，個人的良知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李鐘岳試圖在這個體制內做一個好人，他拖延、保護、優待，但最終還是不得不執行殺人命令。他的自殺，是一種贖罪，也是一種絕望的抗議。后人將他的神位供奉在秋瑾祠中，讓這兩位生前的“敵人”死后并肩受人祭拜。

我們習慣于贊美反抗者的英勇，卻往往忽視了妥協者的痛苦。李鐘岳當然不是英雄，他缺乏打破舊世界的勇氣，也沒有拋棄官位與秋瑾一同赴死的決絕。他只是一個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試圖守住底線的普通人。但他的死或許證明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在極度腐朽的體制下，良知不僅是無用的奢侈品，更是一劑致命的毒藥。如果做一個有良知的人意味著必須自我毀滅，那么這個社會本身就已經判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