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手機也算成癮？專家：即時快感行為，本質上都是逃避同一種空虛

托馬斯·溫特伯格執導、麥斯·米科爾森主演的電影《酒精計劃》曾直面酗酒這一議題。而在現實的另一端，精神科醫生卡米爾·夏爾韋透過她的診療室，看到了更深層的社會病理。

對于夏爾韋而言，思考成癮問題，本質上是在拷問我們究竟想要鼓勵何種形式的人際聯結。

確實有許多事物會在較輕的層面上誘發成癮機制。最典型的就是糖和智能手機，它們能引發強迫性行為，并滲透到我們本該從事其他活動的間隙中。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可以被視為典型成癮的“近親”，盡管不完全等同。

因為在臨床定義上的“成癮”，包含著對生活其他領域——職業、社交、情感——產生重大負面影響的概念，以及一個關鍵特征：為了獲得同等的效果，個體必須不斷增加劑量或投入程度。

我們曾在賭博研究中對此有過深入探討：個體第一次參與博彩并獲得收益的年齡具有決定性意義，這是一個核心的成癮風險因素。換言之，開始得越早，日后發展出成癮問題的風險就越高。

因此，面對屏幕成癮，我們確實需要保持警惕。但同時也要記住，青春期本質上就是一個逾越規矩、探索邊界的時期，這是健康且正常的心理發展過程。我們必須理解這種“越界”的沖動，而不應將其過度災難化。

如果一個人長期處于某種“準成癮狀態”——即注意力被物品無休止地轉移和占據，始終處于等待下一個“點贊”的焦慮中——這確實會為后續其他形式成癮的出現提供溫床。

是的，這正是我想強調的。如果某種成癮物只是在特定時刻發揮作用，隨后便退場，那么它的角色未必是災難性的。人類學家早已研究過這種社會功能。

但問題在于，今天的青春期似乎變得漫無盡頭：通往成年世界的跨越遲遲無法完成。這種“越界”行為非但沒有隨著成長消失，反而陷入了停滯和泥潭，最終演變成成癮的循環。成癮物在這里通過一種扭曲的方式，填補了原本應由“新意義的發現”或“走出童年、開啟新生活”所占據的位置。

從個體心理層面來看，成癮的發生并非因為人們愚蠢，而是因為成癮行為往往承載著某種強大的功能，觸及了生存的根本命題。很多時候，這個命題就是“與他人的聯結”以及“在群體中的位置”。成癮物有時能讓那些看似不可能的關系變得可能。這種情況在酒精依賴中很常見，在年輕人使用其他物質時也同樣存在。

從社會學層面來看，這關乎一個棘手的“位置”問題：比如無家可歸的移民，或者那些無法在被許諾的未來中找到歸屬感的人。此時，成癮物便替代了那些困難的、受損的、甚至不可能建立的真實聯結。

最極端的案例莫過于那些遭受過虐待、暴力或性侵的患者——他們在成癮醫學科非常常見——對他們而言，關系和信任的根基已被徹底摧毀，成癮物便成為了一種替代性的“聯結”，用來填補那個難以承受的真實關系空洞。

完全正確。對此，我很推崇阿諾·特羅薩關于“社會加速”的理論，他精準地描述了我們身處的加速循環：技術的加速，以及生活方式的加速。

歷史的進程越來越快，我們覺得能瞬間給地球另一端的孩子收發郵件棒極了。但問題的核心不在于那一封郵件，而在于隨之而來的另外150封郵件，它們像寄生蟲一樣消耗著我們的精力。這種過載和過度刺激產生了一種反向的副作用，即對解脫和即時快樂的極度渴望。

于是，我們陷入了典型的成癮行為模式：按下按鈕，獲得解脫，享受快感。即便人類的大腦經過了漫長的進化，它在生理結構上并未適配這種模式；大腦的發育需要漫長的像“留白”一樣的時間，需要拒絕即時滿足，需要一種能夠賦予生活節奏的時間感，才能一步步構建自我。而這，恰恰是我們當下極度匱乏的。

在我接收的一部分患者中確實如此，但并非全部。對另一些人來說，這種對績效的執迷會轉化為對身體機能的崇拜，或是圍繞運動、健康飲食（如導致進食障礙的“健康食品癡迷癥”）的強迫行為。當然，這種心態也同樣滲透到了性表現的領域。

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市場數據。我們生活在一個“軟性成癮物”爆發的時代，合法的成癮源層出不窮：社交網絡、電子屏幕、快吸收糖分……

但同時，毒品的過剩供應和獲取的便捷性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我所在的醫院長期記錄患者檔案，產品的易得性徹底改變了成癮者的畫像——如今，只需一通電話，毒品就能送貨上門。

眾所周知，可卡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淹沒了歐洲市場。而且現在的產品純度更高、濃度更大，藥效也更強。這還沒算上每年涌入市場的數百種新型合成毒品。博彩業也是如此，各類在線平臺正在呈指數級增長。

絕對如此。這是一個我格外關注的議題，因為治療和康復的過程，部分建立在對“時間感”的重建之上。但這不僅僅關乎成癮者，他們只是一個極端的樣本，反映了我們所有人正在經歷的現實。

成癮者生活在一種不穩定的、碎片化的時間里：被匱乏感、注射/服用、快感巔峰（High）以及隨后的低以此起彼伏的節奏所切割。這是一種被截斷且加速的時間。他們發現，時間變得貧瘠，因為在這種節奏下，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能夠生長。時間失去了它的創造性功能。

這正是我們所有人面臨的困境：我們的時間被持續不斷的刺激撕成了碎片。悖論在于，臨床觀察發現，這種更快速、更不穩定、更碎片化的時間，在主觀感受上卻被體驗為一種“空虛”。這導致了對挫折的極度不耐受，進而引發生理性的行動宣泄。

因此，我們看到邊緣型人格障礙、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以及沖動控制障礙的病例呈爆炸式增長。這些問題過去也存在，但如今似乎成了常態。而在過去，我們更多見到的是神經癥患者或強迫癥患者，他們的問題更多源于對欲望的壓抑。時代真的變了。

我并不是一開始就理解這一點的，因為它有些反直覺：我們面對的是一群狀態極差的人，他們固執地重復著毀滅自我的行為，不斷在死亡邊緣試探。你甚至會懷疑，他們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試圖尋死。

我再次強調，他們并不愚蠢，他們的行為背后有其意義和邏輯。是我在實習期間共事的一位“同伴輔導員”（有過成癮經歷的康復者）點醒了我。他讓我明白，如果該患者沒有采取這種極端的應對方式，他可能早就死去了。成癮，在某種意義上，是他的自救方式，我們絕不能輕視這種機制。

在那之后，我閱讀了大量相關理論。對于重度成癮患者而言，成癮物的介入往往是因為只有它能讓生活變得可以忍受。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清晰的生存策略。

此外，還有一個更微妙的層面：對于某些死亡陰影根深蒂固的患者來說，他們需要不斷向自己證明“我還活著”。他們不是在尋求死亡，而是在通過某種極端體驗來確認自己正處于“幸存”的狀態。從生物學角度看，大腦的獎賞回路與其說是為了快樂而設計，不如說是為了生存而設計：它強力地驅動我們去尋找那些被認為能拯救我們的東西，并逃避危險。

成癮與求生本能之間的這種親緣關系令人驚訝。但這同時也給予了我們希望：這股力量如果被正確引導，完全可以轉化為其他的生存杠桿。

走出馬莫坦醫院，巴黎的街頭依然人潮洶涌。無數藍光屏幕照亮了行人的臉龐，提示音此起彼伏，切割著原本完整的黃昏。這是一種集體的焦渴，一種彌漫在空氣中的躁動。但或許正如那位同行者所言，這種掙扎求存的本能，恰恰證明了生命力的頑強。既然大腦還在為了生存而尋找出口，那么，在那個被切碎的時間縫隙里，重新找到一條通往真實連接的路，并非沒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