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家最后的“太子”：紈绔至極，作惡多端，臥床19年，54歲去世

1970年冬天，臺北一家醫院的病房門關上了。

門里頭，是蔣孝文，三十五歲。

從這天起，他的人生被按下了暫停鍵，這一停，就是將近二十年。

外面世界的風云變幻，似乎都與這個房間無關了。

誰能想到，這個在病榻上耗盡余生的人，曾經是整個蔣家寄予厚望的第三代接棒人。

要把這事兒說清楚，得從蘇聯的冰天雪地講起。

1935年，蔣孝文出生在烏拉爾山下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

他爹蔣經國那會兒正在當地的工廠里接受“思想改造”，日子過得不怎么樣。

母親是個名叫菲娜的白俄羅斯姑娘，后來中文名叫蔣方良。

可以說，蔣孝文的生命底色，從一開始就混雜著異國的風霜和政治的波折。

兩年后，蔣經國總算獲準回國。

在浙江奉化的老家，蔣介石第一次見到了這個金發碧眼的孫子，心里頭的高興勁兒就別提了，親自給取名“孝文”。

這個名字，承載的是一個傳統中國大家族對長子嫡孫最樸素也最厚重的期望。

這種來自權力最頂端的寵愛，對一個孩子來說，分量太重了。

蔣家的教育，在蔣孝文身上裂成了兩半。

一邊是蔣經國。

他在蘇聯吃了十多年的苦，看透了特權是怎么把人毀掉的。

所以他對兒子的管教，幾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不準提家世，不準搞特殊，犯了錯，藤條、皮帶直接就招呼上去了，打得是真疼。

另一邊，是爺爺蔣介石。

隔代親，親得沒邊兒。

每回蔣孝文挨了打，哭著拿起電話打給士林官邸，那頭的聲音總是溫和的。

爺爺一發話，蔣經國的火氣再大也得收著。

一來二去，蔣孝文就摸透了這里的門道。

這部電話，成了他對抗父親最管用的武器。

他也明白了，在這個家里，爹不是最大的，爺爺才是。

藤條讓他學會了害怕，而電話讓他學會了怎么對付這種害怕。

他的人格，就在這一打一護的拉鋸里，長歪了。

他誰都不怕，就怕他爹一個人，但只要他爹不在跟前，天下的規矩在他眼里就什么都不是。

最有名的就是那件事。

在學校里，老師問他家里是做什么的。

他張口就來：“我爺爺是‘皇帝’！”

這話傳到蔣經國耳朵里，氣得當場就把他抓過來一頓狠揍。

可蔣孝文挨完打，抹干眼淚，轉身又去撥那個熟悉的號碼。

這種教育方式，沒能讓他學會謙遜，反而讓他過早地窺見了權力的縫隙，并學會了如何利用它。

1949年，國民黨退到臺灣。

十四歲的蔣孝文，也跟著到了這個陌生的海島。

新環境沒能讓他有半點收斂，沒了大陸時期的戰亂和動蕩，他的精力徹底被釋放了出來。

在臺北成功中學讀書，功課是一塌糊涂，心思全都在別處。

飆車、舞會、玩槍，這些才是他生活的重心。

蔣經國官邸的衛兵后來回憶，這位大少爺為了溜出去玩個通宵，會命令他們把吉普車先推到幾百米外，直到確認官邸里聽不見引擎聲了，才敢點火發動。

這點小聰明，都用在了怎么鉆規矩的空子上。

玩火玩多了，總有燒到手的一天。

一次，蔣孝文在衛兵的宿舍里閑逛，手里正把玩著一把手槍。

他看見一個平日里很熟的衛兵，也不知是哪根筋搭錯了，突然舉起槍對著人家，嘴里喊著“不許動”。

那個衛兵以為大少爺又在開玩笑，還笑著勸他別拿槍口對人。

話音還沒落，槍就響了。

子彈打穿了衛兵的胸膛，人當場倒在血泊里。

命是撿回來了，但落下終身殘疾。

這起槍擊事件在當時的臺灣社會掀起了軒然大波，報紙上雖然不敢點名，但“第一家庭”的“頑劣子弟”是誰，大家心里都有數。

“太子爺”的惡名，就這么傳開了。

這事給蔣家帶來的輿論壓力是前所未有的。

最后，為了平息風波，蔣介石和蔣經國商量，決定把這個大麻煩送去美國，名義是“留學深造”，實際上跟流放也差不了多少。

可是，美國畢竟不是臺灣。

在臺灣，姓“蔣”就是通行證；在美國，這個姓氏什么也不是。

沒有了父親的藤條在身后懸著，也沒有了祖父的庇護電話，蔣孝文徹底放飛了自我。

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注冊，但幾乎沒人見他去上過課。

酒吧、舞廳、賭場，這些地方才是他真正的“課堂”。

1964年，他因為酒后超速駕駛被警察攔下，不僅不配合，還在法庭上大鬧，最終被判拘役三天。

這事鬧得很大，連美國的《新聞周刊》都做了報道，蔣家的臉算是丟到國際上去了。

事情還沒完。

后來他又惹出謊報鉆戒失竊騙取保險金的丑聞，再加上接二連三的交通違規。

美國移民局的耐心終于被耗盡了。

這位連大學畢業證都沒能拿到的“太子爺”，最后被以“不受歡迎的外國人”身份，驅逐出境。

灰頭土臉地回到臺灣，對蔣家來說，這無疑是巨大的羞辱。

但畢竟是自己的孩子，蔣經國還是想拉他一把。

家族動用關系，安排他到臺灣電力公司下屬的一個地方營業處當經理，算是給他找個正經事做，希望他能就此安定下來。

但這最后的救贖機會，也被他自己親手毀了。

他的脾氣不但沒改，反而因為仕途不順變得更加乖張暴戾。

據說有一次，他開車去花蓮的一個招待所，因為服務人員照章辦事，問了他的身份，他就覺得受了怠慢，勃然大怒，竟然掏出槍來對著屋里射擊。

幸好沒打中人，但已經足夠駭人聽聞。

1968年，臺北市長高玉樹的兒子離奇身亡，坊間傳聞也與蔣孝文的感情糾紛有關。

這些事情真假難辨，但在老百姓心里，他的形象已經徹底崩壞。

命運的帳，總有一天是要算的。

1970年的一天，常年無度的酗酒，加上家族遺傳的糖尿病，終于壓垮了他的身體。

年僅35歲的蔣孝文，在一次酒后突然陷入深度昏迷。

等他再從醫院里醒來時，大腦已經受到了不可逆的損傷，智力退化到了幾歲孩童的水平，連話都說不清楚了。

那個曾經飛揚跋扈、攪動風云的“混世魔王”，從此被永遠地困在了病床上。

蔣經國得知這個消息時，在日記里寫道：“兒子的病，是他自己瘋玩、厭世、自己糟蹋自己身體的結果。”

字里行間，是一個父親無盡的痛心和徹骨的無力。

從那以后，蔣孝文的世界里就只剩下了病房的四壁和天花板。

他不再闖禍，不再惹是生非，以一種最慘烈的方式，獲得了長久的“安寧”。

這漫長的十九年寂靜，像是對他前半生所有喧囂和狂妄的清算。

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

一年多以后，1989年4月14日，蔣孝文也走完了他荒誕而悲劇的一生。

從他病倒那天起，就一直守在身邊照顧他的妻子徐乃錦，為他操持了最后的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