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兵種司令改為軍區副司令，直言：明眼人都知道這次調動不尋常

一九七五年深秋，戈壁深處的夜晚被一道火舌撕開，東風導彈呼嘯升空，試射成功的電報通過加密線路飛向北京。坐在指揮車里的向守志摘下耳機，暗暗舒了口氣，眉宇間卻沒有喜色。熟悉他的老參謀后來回憶：“首長只說了一句，‘接下來怎么走，還得看命運。’”

時間撥回三十年前。向守志出身湖北孝感，肺活量好，跑步像陣風，是新四軍最年輕的排長之一。抗戰火線，他打過天目山也穿越過蘇北海岸的鹽堿地，卻極少在功勞簿上出現名字。低調做事，是這位將門之后的行事風格。

建國后，他先在十五軍當副軍長，又接任軍長。長征時期學來的山地奔襲、野外筑炮工事等手段，被他一一揉進訓練教材，部隊的炮兵操作水平躥升得快。正因為這套硬功夫，一九六〇年總部突然調令：任命向守志出任西安炮兵學校校長。照說這是正軍職，無可挑剔，可西安軍區想把這位悍將留任參謀長，級別更高。猶豫一夜，他選擇了前者。一句“炮兵專業不能斷代”成了他給組織的唯一解釋。

從學校走向導彈陣地，是歷史的推手。一九六五年，他升任總參炮兵副司令，主抓戰略導彈科研與訓管。那會兒，第二炮兵已在籌建，卻遲遲未能配齊主官。司令員的空缺一直懸著，幾位副職李天煥、吳烈先后主持工作，場面微妙。向守志彼時并未在編，外界揣測不斷。有人替他抱不平：“導彈這攤子，他最熟，怎么能沒他？”他只搖手：“組織自有安排。”

一九六六年風雷突變。因“歷史問題”遭點名，他在北京郊區接受審查。那段日子里，親手培育的導彈旅在訓練場轟鳴，他卻只能隔著高墻聽動靜，心如刀絞。三年后，全部“結論”因證據不足而作廢，他卻沒能立刻歸隊。直到一九七五年，中央決定為第二炮兵重整班子，才由葉劍英親自點將：“戰略導彈不是誰都能搞，還是老向最放心。”向守志一聲令下，奔赴山西某基地，正式出任二炮司令員。

接手時，二炮內部門類復雜：組織懈怠、裝備保養欠賬、人事波動大。向守志在干部會上攤開話頭：“打不了仗，首長來問誰負責？我來！”這一聲“我來”，讓不少年輕軍官心頭一熱。接下來的整頓，他連軸轉——清點庫存、發動大練兵、夜里鉆工棚跟科研人員討論彈道校正。別人勸他歇，他擺手：“導彈不等人，窗口期一過，真要上戰場就晚了。”

可是，風浪并未遠去。一九七六年“揭、批、查”運動轉向，少數人造勢，說他“心慈手軟”。一次會議上，一個年輕干部指責他“搞翻案”，言辭犀利。會后，老部下擔心他情緒受影響，他卻笑說：“讓子彈飛一會兒，看誰怕誰。”話音剛落，總政副主任突然來訪：“組織打算讓你去南京軍區擔任副司令員。”向守志略愣，隨后立正答：“服從分配！”

一九七七年一月，他剛坐穩二炮司令椅子未滿兩年，就被調往南京。同行的行李箱里，既有慣用的作戰地圖，也有他親手記滿修改意見的導彈教材。登機前，老戰友私語：“這事不尋常。”他點點頭，卻沒多說。離京不到一周，南京軍區第一副司令李水清的調令下達——赴京接任第二炮兵司令。人事對調，耐人尋味。

南京不是閑差。那時，中越邊境的局勢升溫，華東海岸也要防備復雜情況。向守志到任第一天，就直奔司令部作戰處。圖標插得密密麻麻，他盯著海岸線問：“若登島，預備隊在哪里？”參謀答不上來，被他拉去沙盤前推演到凌晨。次日晨會，他只強調一句：“仗沒打，你們就得把方案寫到紙爛。”

在南京軍區，他依舊不肯拋下技術兵種。每隔數月，必去東海岸線的岸防部隊，盯著火箭炮陣地轉悠。一九八二年，中央軍委決定調整各大軍區主官，向守志升任南京軍區司令員，時年六十歲。有人私下議論，說導彈司令來帶野戰軍能不能行。他本人卻先給自己添壓力：把多年火箭軍的嚴謹作風，移植到成軍近三十年的華東勁旅。

此后八年，南京軍區完成了海空立體協同演訓、跨江登陸實兵檢驗、抗洪搶險多兵種合練等任務，幾場演習把“紅藍對抗”概念玩到極致。一次作戰會議上，他翻開地圖，對部下說：“戰爭訓練就像壓線射擊，一毫米都不能含糊。”時間過去多年，當年在場的青年參謀回憶，老司令拿筆圈出的那條江面防御線，后來成了院校教案里的經典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他對老部下從不偏私。當李水清在二炮穩住陣腳后，兩人書信往來數次，只談工作，從未調侃當年的“對調”。直到八十年代末，二人一同出席軍委擴大會議，碰面時向守志先伸手：“當年多謝你替我守住那套設備。”李水清擺手：“該說謝謝的是我。”兩位上將的寒暄，被年輕軍官傳為佳話。

一九九〇年夏，向守志卸下南京軍區司令的職務。有記者問他對那次“非同尋常”調動的看法，他笑得平靜：“在軍旅路上，車站只是過渡，目的地永遠是勝利。”幕后恩怨、個人得失，他再不提。友人卻知道，那只陪了他十幾年的舊筆記本還常被翻閱，封面已經磨得發亮。

回頭見，向守志的一生里，“兵種司令”與“軍區副司令”只是不同坐標。真正的主線，是槍林彈雨里練出的膽識，實驗場上一遍遍推倒重來的韌勁，以及面對波詭云譎人事風浪時的沉穩。明眼人之所以覺得調動“透著怪”，恰恰因為那年頭的常識被攪得渾濁。可對他而言，無論在西安校場還是在南京軍區司令部，只要國家需要，他便肩頭一拱“聽令”。幾十載風雨，他用實際行動佐證了自己當年的那句“我來”，四分豪情，六分擔當，都留在中國現代軍事發展史的篇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