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茅以升長子回國堅決不進家門，茅以升：要不我給你跪下？

1972年深秋的首都機場寒風凜冽。人群里，一位身著舊呢大衣的老者踮著腳張望。那是78歲的茅以升。他的目光緊緊追隨舷梯上緩慢移動的身影，嘴唇微動，似是在念著：“于越回來了。” 然而，下機后，茅于越卻徑直走向事先訂好的酒店。接機隊伍隨行而去，老工程師被擱在了風中。有人勸他先回家等消息，可他搖頭：“孩子怕見我。”

硬是分離二十二年，父子第一次在北京重逢，門檻卻成了天塹。話要從更早說起。

1930年代，茅以升主持錢塘江大橋時，晝夜泡在工地。妻子戴傳蕙守著六個孩子，獨擔家務。戰爭陰影壓城，生活逼仄，戴傳蕙舊疾復發，抑郁纏身。就在那段最黯淡的時光，茅以升在上海結識了年輕的權桂云。對方家境中落，卻溫婉能干，讓常年在工地上啃干糧的茅以升生出依賴。兩人同居，生下女兒茅玉麟。對這段情感，他既羞愧又執迷，于公于私都難以割舍。

1949年，政權更迭，新政府大力整肅社會風氣。1950年的“忠誠老實運動”，把無數塵封的家事擺到燈下。寫檢查、交底細，成為那個年代知識分子不可回避的儀式。茅以升終日踱步，既怕組織問罪，更怕妻子舊病復發。反復斟酌后，他在一個清晨把一切告訴了戴傳蕙。屋里落針可聞。半個時辰的沉默，像一把鈍刀剜心。自此，夫妻感情裂痕再難彌合，幾個子女更在心里刻下了深深的怨恨。

風暴遠未結束。1966年夏天，造反派的喧囂沖進鐵科院，給了年近花甲的茅大師狠狠一擊。抄家、批斗、檢討……夜半有人喧嘩，戴傳蕙驚恐難眠。1969年初冬，她在極度緊張與心臟病的雙重折磨下離世。母親的驟逝，讓遠在海外的茅于越怨恨愈深：在他看來，父親的背叛，才是母親備受折磨的根源。

戴傳蕙出殯那天，茅以升木然站在靈車旁，拱手致謝吊唁者。長子沒能回來，兒女們雖在，卻垂首不語。棺木入土，家人各懷心事。那一刻，他感到自己像獨身走到半毀橋頭的工程師，沒有人愿意伸手拉他一把。

1972年，周總理指示“必須保障茅以升的正常工作與生活”，老橋梁專家總算從無休止的批判會中解脫。北京的宿舍里，他把墻上塵封多年的家書一封封攤在桌上，試圖給遠方的長子寫信：“回來看看吧，家里一切安好。”信寄出，人影杳無。

直到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掀起的歸國潮，把茅于越帶到了北京。臨行電話里，他提出唯一條件：權桂云必須搬走。茅以升滿口答應，轉頭卻如犯了錯的學生，低聲請求：“你能回蘇州暫住嗎？”權桂云靜靜點頭，只留下幾句輕聲安慰：“老先生別難過，孩子總會想通的。”

飛機落地那天，茅于越看見父親，卻把目光移向別處，輕聲對隨行人員說：“直接去賓館。” 夜里，茅以升想去探望，被警衛員勸阻：茅公，老天氣冷，您身子要緊。老人苦笑，整理了下領口，還是去了。賓館樓道無人，他敲門，門卻沒有開。隔著木門，他聽見熟悉而陌生的聲音：“我不會回那個家。” 空氣凝固，他只吐出一句哽咽的話：“要不……要不爸爸給你跪下？” 門后沉默，終究沒有回應。

父子失和的消息不脛而走，校園里的學生議論紛紛。有人替茅大師不平，也有人私下嘀咕“自作自受”。茅以升卻從未為自己辯解，他更擔心的是長年的家庭紛爭損傷了孩子們的前途。1975年，權桂云抑郁病逝，他捧著骨灰盒，站在富春江邊，胃痙攣發作——藥片灑了一地，老人弓著腰，喃喃：“都怪我。”

改革春風吹來，學術界迎來長久缺席的安定。茅以升獲邀赴歐美講學，順道去瑞士探望長子。門鈴響了好半天，才見茅于越推門而出。“別來了。”對方只說了這三個字。茅以升從懷里摸出給小女兒寫的家信，讓兒子代轉。茅于越卻將信還回：“她有她的路，我有我的生活。” 這一次，父子連寒暄都無從談起。

1987年夏末，北京協和醫院的走廊燈火通明。高燒、肺部感染，讓94歲的茅老住進了重癥監護。病榻旁，小女兒茅玉麟握著父親的手。她不忍多問，也不敢提起遠在海外的哥哥。深夜里，茅以升常常低聲呼喚：“于越，于越……”護士記錄下時間，凌晨兩點零七分。

11月12日，心電監護儀上最后一道波紋歸于平線。茅玉麟俯身，替父親合上雙眼。手心里，還有一封褶皺的信——那是家人偽造的“于越來信”。字里行間洋溢的關切，成了老人最后的慰藉。

葬禮那天，鞭炮聲遠近回蕩，花圈在寒風里飄搖。六個子女無一出現，唯有茅玉麟披麻戴孝，扶著母親的靈位，與父親合葬。親朋嘆息，卻無人再提舊事。

茅以升是近代中國最卓越的橋梁工程師，主導建成錢塘江大橋、湘江大橋，也在鐵道科學研究院培養出一代又一代技術骨干。然而，縱有萬丈橋梁橫跨江河，他終究未能搭起通往兒女心中的那一道橋。或許，工程材質可以推算，潮汐暗涌卻難測；腳手架能層層搭起，唯獨割不斷的，是人情世故的絲線。

他走后，那座位于北新橋小胡同的老屋依舊；桌角的墨跡、書柜里的手稿、扁擔似的拐杖，都在訴說一位工程師的執著與無奈。而那一句“要不我給你跪下”，像秋夜里未曾落地的殘葉，定格成中國工程史上一抹最深沉的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