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剛做外貿時,圈里人給楊元嘉取了個外號,“三無”老板——無英語基礎,無外貿經驗,也無電商基礎。
這位“三無”老板帶著幾個不甚專業的外貿運營,一頭扎進阿里國際站。結果剛開店鋪,就撞上了疫情,一連虧了兩三年。
一直到2023年,他的外貿業務才扭虧為盈,并在短短兩年之內,做到了數千萬元的出口規模,內外貿年銷售總額過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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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元嘉
十幾年前,楊元嘉剛創業時,中國并沒有能叫得響的工業門品牌,這是一個被外資品牌掌控的領域。
但一無所有的楊元嘉選擇和西方品牌直接硬剛,在工業門的智能化方面彎道超車。他拿汽車工業做比喻:“海外的工業門品牌,就像燃油車時代的頂級品牌,技術確實很牛。但我們就像新能源汽車,在工業門的智能化程度上領先了他們。”
花了5年時間,楊元嘉通過阿里國際站將中國的智能工業門,安裝到了全球5800多家工廠里,成了名副其實的“全球門神”。
和外資硬剛
2011年前后,中國絕大多數工廠的門,還停留在“哐當”作響階段。笨重的鐵質卷閘門,手動或用簡單的電機驅動,緩緩升起,又隆隆落下,門簾之間的摩擦發出刺耳的噪音。開啟一扇四米高的倉庫門,要花一分多鐘。
在當時大多數工廠老板的認知里,“門”只是一個物理隔斷,能開關、能防盜,足矣。至于它是否密封、是否高效,鮮有人關心。
然而,在一些高端制造工廠,尤其是外資企業在華設立的工廠里,另一種門已成為標配:來自德國或瑞典的工業門,平穩、靜音、高速地開啟閉合,門兩側的傳感器能精準地識別叉車和人流。它們不僅是“門”,更是生產線物流效率、車間潔凈度和能源成本控制的關鍵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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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楊元嘉創業時所面對的市場:一邊是普遍使用老式卷閘門的廣闊存量市場,另一邊是被外資品牌牢牢把控的高端市場。兩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技術代差和認知鴻溝。
而生產端幾乎也是一個板結的格局:外資品牌高高在上,國內沒有一家能與外資正面競爭的品牌。大多廠商要么做代理,要么在低價市場里肉搏。
楊元嘉的履歷與這個行業格格不入。他當過兵,經歷過第一次創業的慘敗,又當過幾年的記者,采訪過無數企業家。耳濡目染下,他對一件事深信不疑:要做自己的品牌。
他給公司取名“西朗”,定位就是“要對標海外幾家在中國很強勢的工業門品牌,跟他們直接硬剛”。
再次創業,楊元嘉沒有任何捷徑可走。他瘋狂地學習產品的專業知識和應用場景,然后從記者變成銷售員,帶著幾個人扎進一線。“每天跑工地,跑工業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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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兵時和創業初期的楊元嘉
當然,得到的反饋大多是懷疑和拒絕。國內的智能工業門市場尚未成熟,“加上當時的市場,根本就不接受中國品牌”。
“被海外品牌打壓得非常厲害。”他回憶品牌最初幾年宛若“反圍剿”般的經歷,“他們是高高在上的,我們只能仰視。”
吃到無數次閉門羹后,楊元嘉內心生出了巨大的挫敗感。做記者時采訪到的成功經驗在此皆不見效,他和團隊只能通過最笨拙的方式,總結出一條條屬于自己的方法。
從外觀和結構上看,“西朗”的第一代工業門,是在學習和模仿當時主流的外國品牌。但在最核心的“大腦”——電控系統上,楊元嘉和他的合伙人做了顛覆性的“微創新”。
“智能工業門需要一個快速電機,電機下需要鏈接安全防護、控制系統等,需要一個箱子把它罩起來。而傳統的箱子是光溜溜的,加一點警示標志。另外,當產品故障,客戶也無法自行找出問題點。”
基于此,楊元嘉團隊第一款產品,推出了“人機對話功能”。“我們用了一個很小的屏,創新性地把它放到了電控箱上。”他解釋道。
這塊小小的液晶顯示屏,可以清晰地顯示門的累計運行次數、運行頻率等基礎數據,甚至在門出現故障的時候,能顯示出問題的相應代碼,讓管理者對設備的情況一目了然。
“客戶只需要對照我們隨門附贈的說明書,就能迅速定位問題癥結,自己動手解決80%的常見故障,甚至像‘電腦重啟’一樣簡單。”
憑借這款“會說話”的門,“西朗”硬生生地在外資品牌林立的高端市場,殺出了一條屬于中國品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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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元嘉工廠里的工業門
他們花了兩年時間不停地跑市場,打基礎。又花了七八年時間,不斷將工業智能化概念和技術應用到產品中,比如讓工業門和搬運機器人、機械臂實現“對話”。當機器人帶著物料進出時,門都會自動開關,保障作業環境,絲毫不需要人工干預。
在技術創新的加持下,再借用中國制造的低成本優勢,“西朗”一步步爬上了中國工業門領域的頭部陣列。
糾結的出海路
楊元嘉在國內市場穩扎穩打的那些年,正是中國制造邁腿狂奔的階段。但借產業鏈優勢站穩腳跟后,并沒有讓他感到安逸。
公司做大后,楊元嘉反而心生焦慮,“既然我們能在他們固若金湯的后院里突圍,為什么不能去海外這個更大的市場,與他們再較量一番?”
楊元嘉發現,越來越多外國人在通過中間商采購他們的工業門。“這是不是證明,我們的產品在海外是有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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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位中間商客戶帶著兩位外國人來到工廠考察。商務宴請前,中間商把楊元嘉拉到一邊,悄聲說:“我要送他們蘋果手機。你看,他們要下一筆訂單,你能不能再給我降5個點?”
當時新款的蘋果手機正火,楊元嘉心想,一人送一臺就足夠表達心意。可這位中間商客戶,卻在席間不動聲色地掏出了20臺最新款蘋果手機,讓兩個“老外”拎走了。
楊元嘉內心一震:“他壓了我5個點,但是他一票送出了20臺手機,我就知道這個家伙的利潤是超高的。”
中間商的豐厚利潤,讓他窺到了冰山下的巨大體量:“外貿是有‘錢途’的。”
然而,當楊元嘉向幾位同行里的外貿前輩請教時,卻被接二連三地潑了冷水。
第一個前輩說:“太晚了,我們十年前都已經干了。老外采購有個習慣,不愛換供應商。市場早被我們分完了。”
第二個前輩分析:“你的產品做得OK,但你本身是做品牌的,成本高,很難賣得出去。”
第三個電話打給了一位朋友,對方的回答更為直白:“不劃算。我做內貿陪客戶喝兩頓酒就簽大單,外貿苦哈哈地接一些詢盤,還得熬夜。我搞了差不多一年,效果太差,準備把外貿都停掉。”
三通電話,三個結論:市場沒了,價格高了,投入產出比低了。這些話,對于一個“不懂英語、不懂外貿、不懂電商”的“三無”老板來說,幾乎是宣判了死刑。
“如果當時我稍微毅力差一點,就直接放棄了。”楊元嘉坦言,“我是‘三無’老板,他是‘三有’老板,他都覺得難,那我豈不是更難?”
但一種基于反向邏輯的判斷,戰勝了楊元嘉的恐懼:“如果幾個專業同行告訴我,說這個事兒太好了,就是機會,你進去立馬就能成,這還是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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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元嘉的工廠
他堅信自己看到的才是最真實的。2020年初,他主動跨城聯系上了阿里國際站的團隊,下定決心開啟外貿之路。
然而,命運仿佛給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在出海之路準備就緒后,一場席卷全球的疫情就爆發了。
公司的內貿項目全部停擺,港口擁堵,國際物流近乎中斷。剛剛開啟的外貿之路,在起步時就撞上了一堵墻。
那兩年,西朗的外貿業務持續虧損,完全依靠內貿業務的利潤“輸血”維持。
“破浪”與超車
從決定出海的那一刻起,楊元嘉就明白,他必須找到一套完全不同的打法。他沒有前輩們十年積累出來的線下渠道,唯一的路徑就是:“把‘電商化’做到極致。”
他將阿里國際站視作領路人,自己則扮演一個深度合作者。在疫情導致外貿業務受阻時,楊元嘉備感受挫,阿里國際站的客戶經理勸他:“外國客戶來不了中國,會慢慢培養出線上采購的習慣。你的同行如果選擇后退,那就是你前進的機會。”
楊元嘉覺得有道理,便抓住這個窗口期,迎難而上。他發揮了作為“產品經理”的特質,將內貿時期的“智能化”和“服務化”理念,在外貿場景下做到了極致,推出了很多堪稱經典的品牌服務。
在國內,楊元嘉的安裝團隊需要四處奔波,給客戶交付和安裝產品。但從阿里國際站成交的訂單,因疫情等原因無法實現面對面交付,于是他們將產品定位為“傻瓜式”設計。
“出廠的時候,這個產品80%以上已經裝配完成了。我們給客戶一張圖紙,做一些安裝的結構說明,客戶就能完成剩下的簡易安裝工序。” 楊元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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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元嘉工廠的生產線
他們還將內貿的“一門一碼,終身服務”也引入外貿業務中。“西朗”為每一套出廠的門都配備一個唯一的“身份編碼”以及二維碼,客戶通過這個編碼就能確認門的詳細信息。而且,門上的智能大屏,平時顯示運行狀態,一出故障,就會立刻用當地語言顯示問題點。
在這些創新技術和服務的加持下,“西朗”敲開了一扇至關重要的大門——一家德國知名車企的中國工廠。
“他們對供應商的要求非常嚴苛。”楊元嘉回憶。這家德國車企原本用的是德國本地的工業門,但近幾年,他們的汽車生產線全面智能化,需要更換與生產線相配合的智能工業門。
有趣的是,他們全新的智能汽車生產線,是中國制造。而楊元嘉的工業門,與之恰好匹配。
“他們的采購體系是全球化的。當他們中國的工廠用了我們的產品覺得非常好之后,他們就會把我們推薦給墨西哥的工廠、泰國等國家的分工廠。”
訂單開始從世界各地紛至沓來。一個標桿客戶的成功,撬動了西朗全球業務的飛輪。外貿生意,就這樣一步步從點到面,真正地做強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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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西朗”蘇州總部的辦公室里,前來拜訪的“老外”越來越多。他們主動上門,尋找這個通過阿里國際站認識的中國品牌。楊元嘉覺得,“這個就是中國制造、中國品牌在海外的持續影響力的加持。”
回望來路,楊元嘉的成功,似乎充滿了“非典型”的偶然。一個當過兵、寫過稿的門外漢,卻在一個傳統的制造業賽道里,做出了最前沿的變革。
這幅場景,在十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創業之初,楊元嘉面對的是一個技術上幾乎被全盤碾壓的局面。而今天,以“西朗”為代表的中國品牌,不僅在智能化應用、快速響應和服務模式上實現了“換道超車”,在核心的產品技術上,也早已不輸于外資品牌,甚至在部分領域實現了超越。
那家曾以嚴苛著稱的德國頭部車企,如今已是“西朗”的全球客戶,這本身就是最無可辯駁的勝利。
楊元嘉用十四年的時間,實現了真正的“超車”。而驅動這一切的,無非是最初那個樸素的念頭——“有一天,我是不是也能擁有自己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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