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樓體檢報告，被醫療組緊急送往中央，林彪3次親自上門探望

1964年8月18日傍晚，北京西郊機場熱浪未散，伊爾-18客機艙門開啟時，55歲的空軍司令劉亞樓腳下一軟，扶梯差點沒踩穩，身邊秘書連忙伸手去扶。

羅瑞卿正趕來迎接，一把攙住他：“亞樓，先別逞強，直接去醫院。”劉亞樓抿口氣，低聲回道：“先把粵東那起高空偵察機事件交代清楚，我才能安心休息。”

三十分鐘后，會議室里，攻防細節、裝備瑕疵、飛行員心理反應，他條分縷析。匯完最后一句話，他才靠在椅背長吁，卻仍堅持起身敬了個軍禮，汗水從鬢角滑落。

這不是頭一回他咬牙硬撐。早在1950年12月，剛打完沈陽會議的他，同樣帶病參加了中南海西樓那場“飛機到底造不造”的爭論。財政口擔憂欠債，主張“先減速”。何長工一拍桌子：“咱這么大個國家，沒飛機廠像話嗎？”聶榮臻接話：“可以窮，但不能沒翅膀。”輪到劉亞樓，他只說了兩句：“空軍得飛得起來。排出先后，重點突破，別撒胡椒面。”周恩來順勢拍板：先修理，繼而制造，終歸設計。

從那天起，劉亞樓把空軍與航空工業捆作一體。為湊人才，他直接從飛行部隊抽調技術骨干，送進沈陽、哈爾濱的機廠。一連串電報，讓人事部門直呼“手筆太狠”；他只擺擺手：“沒底子，空軍就是空名。”

1956年7月19日，第一架國產噴氣式殲-5在沈陽呈現爬升曲線，尾焰像一支熾紅鋼筆，寫下中國天空的新頁。試飛當天，他只遠遠站在跑道盡頭，默默抬腕看表，直到戰機安穩落地才松口氣。那一夜，他帶著技術員連開三次碰頭會，討論改進方向。

然而高強度的連軸轉，持續消耗著舊日沙場帶來的病灶。海外訪問日程越排越緊，羅馬尼亞之行更令他疲憊。返程途中機上醫護就提醒他膚色發黃，他笑著說“氣壓悶的”，繼續翻譯東歐同溫層無人偵察機的數據。

9月初，家人硬把他送進北京醫院。張孝騫教授帶隊，抽血、B超、肝活檢一氣呵成。化驗單上“轉氨酶300U”像在警報，超過常人四倍。張孝騫皺眉，劉亞樓先開口：“張教授，實話來，要是沒治，我還想趕幾份材料。”張孝騫沉吟，卻先把報告密封，連夜送往中南海。

中央凌晨批示：全力救治，必要時轉外地。可當醫護準備病房，人卻溜到空軍直屬工程隊，看正在砌墻的病房主體，叮囑工人：“磚縫別留漏洞，官兵住進去才安心。”醫生氣急又無奈。

11月27日，他被專機送往上海華東醫院。機舷外冷雨飄，他下機時還問機長：“殲-6首次翻滾成功了沒？”機長回“順利”，他才放下心。

病榻旁的鮮花常被端走換新，探視申請多到需要單獨登記。劉亞樓讓護士代傳口信：“舊肝炎復發，已在好轉，別掛念。”實情則在病歷夾里：早期肝癌，已擴散。

有意思的是，林彪破例來了三次。第一次，林彪在床前坐了整整二十分鐘，盯著心電監護器一言不發；走出病房才對葉群嘀咕：“他這人，最不肯服輸。”第二次，林彪帶來幾盤軍樂唱片，親自插上電源，輕聲說：“聽聽響號，提神。”第三次，劉亞樓已陷昏迷，林彪站在床尾許久，只擠出一句“好好休息”。

治療期間，劉亞樓仍借筆記本記錄《空軍遠程作戰設想》《反導火控初步意見》兩份手稿，字跡愈發飄忽。醫生無奈提醒：“請配合治療。”他淡淡笑：“筆還拿得動，就不算退役。”

1965年5月7日15時45分，心跳停止。身后桌上，那兩份手稿壓著林彪送來的唱片，封皮寫著“獻給三代飛行員”，筆跡剛勁。

禮炮在北京西郊試飛場鳴放，空軍旗隨風獵獵。很多年后，老飛行員談起劉亞樓，總要先抬頭望一眼天空，然后說：“要是沒他當年拍板，我們現在還在等別人給飛機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