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成武率部入朝，曠伏兆請示：起義將領劉儒林是留守還是一同去？

1951年1月29日拂曉，北京西郊薄霧微涼。軍用吉普濺起的積雪尚未落地，電話鈴已在恭王府的側屋里急促作響。接線員一句“代總長聶榮臻同志有急電”，讓剛剛端起熱茶的楊成武不自覺放輕了腳步。電話那頭的指示簡潔有力：組建志愿軍第二十兵團，并由他擔任司令員，盡快完成人員、裝備、后勤的重新編組，然后入朝。放下聽筒，他心里只浮出一句話——“這是場硬仗，跑不了。”

天津警備區的擔子卻仍壓在肩上。原二十兵團司令部早已并入警備區，要帶兵出國作戰，司令部得重建，人手得重新湊。楊成武立刻把情況向華北軍區作了匯報，請求抽調機關骨干補缺。與此同時，下轄第12、第15、第60、第67、第68五個軍的指揮層也得統得攏，誰去誰留，半點馬虎不得。

2月5日夜，67軍政委曠伏兆從保定打來長話：“劉儒林副軍長，是留守天津，還是隨軍入朝？”話音里帶著隱約的焦灼。劉儒林，黃埔四期，起義前是國民黨92軍副軍長。北平和平解放時率部接受改編，后來任67軍第二副軍長兼唐山秦皇島警備區副司令員。楊成武沒立刻表態，只回了句：“兩天后給你準信。”掛斷電話，他在屋里踱了幾圈，雪夜冷氣透木窗，思路卻熱得發燙。

起義將領能否直接帶隊出國，這可不是一句“政治上信得過”能概括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1950年9月，第50軍倉促增編入東北邊防軍時，軍長曾澤生對“黨指揮槍”的制度還有點擰巴。入朝初期，政令梗阻，作戰節奏屢被拖慢，一線士兵怨氣不小。直到漢江阻擊戰打出了名堂，方才扭轉被動。楊成武深知這種磨合期若出現在二十兵團，勢必影響整體部署。

劉儒林與曾澤生不同，他早年家境清寒，對百姓疾苦有直觀體會，北平起義時又親歷雙方交涉，對新政權接受很快。67軍多次演訓，劉儒林指揮炮兵練得狠準，軍里都說他的炮兵射表“翻得像算盤珠子一樣脆生”。然而身體狀況是另一道坎——風濕頑癥，逢冷便腫痛，這在鴨綠江以北的山溝溝可要命。楊成武的猶豫，半在政治，半在健康。

2月6日上午，他把67軍參謀長周敬臣找來問底：“假如劉副軍長去了，他主要抓炮兵，你們扛得住嗎？”周敬臣回答爽快：“他不在，我們還得硬頂；他在，我們更有底氣。”一句話讓楊成武心里亮堂不少。晚間，他親自給曠伏兆回電。兩人的對話很短——

“他想去嗎？”

“主動請戰，態度堅決。”

“身體呢？”

“已找蒙古大夫調理，又縫了件厚皮襖。”

放下電話，楊成武在記錄本上寫下：劉儒林——隨軍，分管炮兵。

6月8日，二十兵團先后到達臨江、輯安集結，隨后越過鴨綠江。劉儒林裹著那件淺棕色皮襖站在車廂門口，下士遞上一杯熱水，他只丟下一句“謝謝”，目光已越過江面。進入前沿陣地后，他用兩天時間對67軍炮兵的射界、發射諸元重新校對，把前幾仗留下的誤差統統摳出來。有人私下感嘆：“這位老副軍長，下手比寒風還狠。”事實證明嚴苛并非多余。7月中旬南北炮戰，67軍炮兵群以不到二十分鐘的火力突擊壓制住聯合國軍炮陣地，給兄弟部隊奪取制高點爭取了寶貴時間。金城阻擊戰里，劉儒林親上前沿，命令炮兵采用“交叉扇面”打法，不到一小時就讓對手的縱深集結線失去作用。戰后彭德懷在批示里寫了句“炮兵甚得力”，外界無人知一句背后是他翻夜賬、蹲炮陣換藥的身影。

1953年回國，楊成武談起那通電話，仍覺后背一陣涼意：“要是當時稍一搖擺，二十兵團的炮火密度恐怕就得另算了。”曠伏兆說得更直白：“劉副軍長能來，炮兵就和主心骨綁牢，打起仗來心里有板。”

劉儒林后半生在河北、安徽為地方建設奔忙，風濕舊疾時好時壞，卻從未影響他去炮兵學院講課，一講起火力配系和陣地疏散，他仍抬手比劃，眉宇間像還站在1952年的金城高地。1980年4月9日，他在合肥病逝。67軍許多老兵趕來吊唁，提起老首長最愛說的那句話：“炮兵不準，步兵就苦。”院子里寒風一過，眾人都不說話，似乎又回到鴨綠江邊那個呼嘯的深夜。

直至今日，志愿軍二十兵團的檔案里，那張批示單依舊整整齊齊：劉儒林——隨軍，分管炮兵。短短十一個字，寫下的卻是一支部隊在朝鮮戰場上穩住火力、穩住士氣、穩住勝勢的關鍵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