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李克農向偉人匯報：盛世才已逃至臺灣，主席聽完無奈長嘆一聲

1949年10月2日清晨，北京西郊的一處院落里，燈火徹夜未熄。剛從南京前線趕回的中央情報部負責人李克農，匆匆踏進屋門，把一份加急電報遞到偉人手上。信紙并不厚，寥寥數字卻極重：盛世才乘機離開廣州，經香港轉赴臺灣，現已抵基隆港。“主席，確認無誤。”李克農壓低聲音。偉人指間的香煙燃到盡頭，微微一抖，煙灰落在地板，他只是嘆了口氣，沒有再說一句。

這種沉默里，往事洶涌而來。不到二十年前，新疆還是另一幅景象：紅色辦事處門前，年輕的技術員、師范生滿懷理想遠道奔來；報刊上頻繁出現“自治”“改革”“聯蘇”等字眼。彼時的盛世才，被不少內地知識分子稱作“親共、開明的新軍閥”。誰能想到，短短幾年后，他不僅翻臉，更將屠刀對準昔日盟友，把新疆變成血色囚籠。

把時間撥回1937年10月。盧溝橋硝煙尚未散盡，西陲卻在悄悄試水統一戰線。當月，盛世才批準設立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那天烏魯木齊沙塵未起，門口一塊嶄新的銅牌閃著冷光，從延安到迪化（烏魯木齊舊稱）長達三千多公里的路，似乎被剪短了一截。中共干部陸續進入新疆，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等人在財政、教育、交通崗位施展拳腳，新政讓當地百姓第一次嘗到減稅和普及教育的甜頭。

蘇聯同樣看好這位軍閥代理人。1938至1941年，近千名蘇聯專家、教官、飛行員被派到新疆，留下軍事顧問團、棉紡廠和一條從伊寧通往塔城的軍用公路。大量援助物資自霍爾果斯口岸涌入，盛世才的機械化旅也在此時成型。他表面擁護馬克思主義，書房高懸《共產黨宣言》俄文原版，逢人便夸“列寧的道路”。然而正如李克農后來總結的那樣，“盛不過是把紅旗當遮雨傘，用完即棄”。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斯大林無暇西顧。新疆的天平開始傾斜。蔣介石看準時機，派人赴蘭州密談，提出“中央與新疆共商駐軍事宜”。同年冬，胡宗南部隊進入河西走廊，距離迪化僅兩日車程。盛世才的算盤很簡單：倘若德國取勝，蘇聯衰落，他必須另尋靠山。于是公開喊出“擁護中央”，暗中收緊對在疆共產黨人的監控。

轉折點發生在1942年3月。盛世才借口“肅清異己”，下令槍殺其胞弟盛世騏。理由荒唐，卻為后續大逮捕鋪平道路。9月17日凌晨，警備部闖入多處宿舍，一百余名中共黨員與家屬被帶走。毛澤民在財政廳宿舍前被反綁雙手，押赴監獄。有人勸他“認個錯，保條命”，他只留下八個字：“共產黨員，不怕犧牲。”一年后，47歲的毛澤民與陳潭秋等人在獄中犧牲，具體地點至今未能完全考證，只知處決命令直接出自盛世才手筆。

延安方面對事件所知不多，原因就在于通訊被嚴密封鎖。周恩來在重慶談判桌上連提數次“釋放新疆被捕同志”，蔣介石卻推托：“新疆事務歸盛公主理，中央不便過問。”直到1946年夏，部分幸存者被押往重慶，才將毛澤民等人遇害的消息帶出。偉人在延安窯洞里聽完匯報，默默點上一支煙，并無太多言語。那一晚，燈盞亮到天明。

盛世才的背信棄義，換來的卻不是蔣介石的信任。1943—1944年，國民政府以“開發邊疆”為名，陸續抽調三千余名軍政人員赴疆，這些所謂“援疆干部”實際在削弱盛世才的地盤。盛氏察覺勢頭不妙，起初妄想再度抱緊蘇聯大腿，甚至試探性提出“重新合作”。莫斯科已無心再養虎，反手將其急電全文轉交給重慶，“此人靠不住”五個字比子彈更致命。

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被迫離疆，出任國民政府農林部長。外界看來風光，實則進京趕考、身陷囹圄。他所倚重的兩個衛戍師被整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八軍，主官換成了中央系。此后幾年，他在重慶、南京不停易宅搬遷，深怕夜半敲門。東北義勇軍舊部、哈密維族家屬、被迫害商人接連告御狀，蔣介石簽字批示“從嚴查辦”。到1949年春，華北、東北、西北已盡入解放軍掌握，盛世才越發沒有立足之地。4月下旬，解放軍渡江，他判斷大局已定，立刻帶家眷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同行者僅兩名心腹，卻攜帶巨額黃金與古玩，據說在吉隆坡停留時還曾變賣珠寶換外匯。

等到李克農拿到確切情報，盛世才已乘“中美號”輪渡抵臺。臺灣方面對他的到來并不歡迎。蔣介石站在機場只點頭寒暄：“新疆苦寒，盛部長辛苦。”一句話，算是把過往情義一筆勾銷。盛世才很快被閑置，農林部長成了空銜，衛士、秘書全數裁撤。他租住臺北北投一棟平房，后門直通山林，整日緊閉門窗，偶爾出門也必戴墨鏡，生怕舊怨找上門。

確有舊怨。1949年5月16日晚，蘭州城郊傳來驚雷般的消息：邱宗浚一家十一口被滅門，墻上血字“十年冤仇一日雪”。邱宗浚是盛世才岳父，當年在新疆橫征暴斂，得罪無數商旅。槍聲響徹西北，震到臺北。翌日清晨，盛世才聽到電報，臉色灰敗，低聲自語：“報應啊。”傳聞他自此夜半驚醒成常態，枕邊常置左輪。

1951年，臺灣媒體刊登“訴盛”專欄，揭露其在新疆時期的殺戮、貪腐。社會輿論洶涌，蔣介石決定切割，宣布“暫停盛世才一切公職，交監察院調查”。盛氏四處行賄、低頭認錯，最終保住性命，卻被要求“閉門自省”。他把名下地產典當，躲到陽明山一處僻靜木屋，更名“王震東”，雇一老兵守門。來往客人寥寥，偶有記者登門，也只能撲空。

走到晚年，盛世才常獨坐窗前，把玩一只殘損象牙手杖。熟人問他近況如何，他苦笑：“活一天算一天。”1970年7月13日，心臟病突發，無人及時救治，于臺北病逝。昔日“新疆王”終究成為孤魂，連訃告也只在報紙角落刊出四行字，墓碑至今難尋。

燈下的偉人沒有看到這一步，但他深知歷史自有其公正。1949年的那聲長嘆，包含著兄長對手足的悼念，也有對叛徒終局的了然。李克農記錄的只是一次普通匯報，可在中國近現代史的坐標上，那份沉默將盛世才的命運釘在原處，無法再置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