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披寺喇嘛將清軍提督剝皮實草，趙爾豐將其徹底摧毀

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廷任命鳳全為駐藏幫辦大臣，赴川邊籌辦邊務、推行新政。鳳全抵達巴塘后，深感地方勢力尾大不掉，隨即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觸動了當地土司與寺院的利益，引發強烈抵觸。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巴塘丁林寺堪布與當地土司聯合發動暴動，焚燒墾場、屠殺墾夫，將鳳全及其隨行官兵、外國傳教士共五十余人悉數殺害，史稱“巴塘事變”。

這一事件震動朝野，清廷隨即下令四川提督馬維騏、建昌道趙爾豐率兵進剿，平定巴塘叛亂。

馬維騏率部于同年六月抵達川邊，歷經多場戰斗攻克巴塘，擒殺巴塘正副土司及丁林寺首惡喇嘛，初步平定亂局。戰后馬維騏率主力返川，留趙爾豐辦理善后事宜。此時，理塘土司四郎占兌因參與巴塘叛亂，畏罪越獄潛逃，投奔鄉城桑披寺。

桑披寺（又稱桑披嶺寺）位于鄉城境內，地處理塘、巴塘與云南中甸之間的交通要沖，寺院依山而建。該寺長期隸屬于理塘長青春科爾寺，卻始終保持獨立勢力，早在光緒十七年（1891年）便以賦稅糾紛為由，拒絕繳納鄉城地區的糧賦，甚至出兵焚燒按期納賦的村落，與理塘寺院、地方官府長期對峙。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桑披寺喇嘛因侵占理塘土司轄地、殺害民眾，四川官府派守備李朝富前往查辦。寺主普仲扎娃佯裝歸順，設伏襲擊李朝富一行，將李朝富父子及隨從五人悉數殺害并肢解。

四郎占兌投奔桑披寺后，普仲扎娃與其合謀，糾集上、中、下三鄉民眾，每戶出一人一馬，聯合寺內喇嘛共約三千人組建武裝。同時聯絡稻壩勢力，集結兩千余人作為外援，揚言攻打理塘、巴塘，公開對抗清廷。桑披寺內儲備了足夠數年食用的糧食，配備英制步槍、小型火炮等近代武器，部分喇嘛還接受過外來軍事人員的訓練，防御體系與武裝力量均達到川邊寺院的頂峰。普仲扎娃甚至致信趙爾豐，宣稱已備足十二年糧草，決意與清軍周旋到底，拒絕接受招撫。

趙爾豐認定，桑披寺盤踞川邊咽喉，長期戕官、抗稅、割據，若不徹底平定，巴塘、理塘的平亂成果將付諸東流，川邊改土歸流也無法推進。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清廷批準趙爾豐進剿桑披寺的奏請，一場歷時半年的山地攻堅戰就此拉開序幕。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趙爾豐率部抵達理塘，兵分六路向鄉城進發，計劃速戰速決、一舉攻克桑披寺。清軍參戰兵力約兩千人，但桑披寺地處高寒山地，道路崎嶇、補給困難，寺院工事堅固，守軍憑借地形居高臨下還擊，清軍初期強攻屢屢受挫。

二月初四，稻壩的四郎占兌率千余人突襲清軍糧道，劫走軍米兩百余馱，清軍一度陷入腹背受敵、糧餉匱乏的困境，趙爾豐急調河口援軍，在波浪村與叛軍激戰數日，才重新打通糧道、穩住陣腳。

合圍形成后，清軍多次組織云梯夜襲、挖掘地道爆破，均因寺院墻體堅固、守軍拼死抵抗而失敗，部隊傷亡頗大。趙爾豐向四川總督錫良請求增派炮隊，克虜伯野戰炮對寺院外墻連續轟擊數日，仍未能打開有效缺口。此時清軍糧彈漸缺，官兵每日以稀粥、樹皮、草根充饑，錫良又電令斥責其“久圍無攻、虛糜糧彈”，戰局陷入僵局。

關鍵時刻，縣丞吳俁向趙爾豐獻計，提出切斷寺院水源、長期圍困的戰術。清軍隨即在周邊山地全面搜尋水源，一名士兵意外發現地下陶制引水管道，確認其為桑披寺的唯一水源。趙爾豐下令堵塞陶管、改引水流，寺內飲水迅速斷絕。守軍曾拋出鮮魚試圖迷惑清軍，被趙爾豐識破。多次組織小規模突圍取水，均被清軍火力擊退。

水源斷絕后，寺內人心浮動、抵抗意志瓦解。普仲扎娃見大勢已去，自縊于寺內高樓。殘余守軍派人向周邊寺院求援，信件被清軍截獲。趙爾豐將計就計，令士兵偽裝成援軍，趁夜舉槍吶喊抵達寺前，清軍主力佯裝敗退。

寺內守軍誤以為援兵趕到，打開寺門傾巢而出，爭相前往溝中飲水，陷入清軍伏擊圈。吳俁率部搶占寺院正門，各路清軍分頭攻入寺內，守軍拼死抵抗仍無法挽回敗局，部分人舉火自焚，戰斗最終以清軍獲勝告終。

閏四月十八日，桑披寺被徹底攻克，歷時半年的鄉城之役宣告結束。此役中，桑披寺武裝陣亡六百余人，被俘數百人。清軍亦付出重大傷亡，因饑寒、戰斗減員甚多，趙爾豐本人因長期督戰、沾染瘴氣，落下經絡疼痛、頭目抽掣的頑疾。

桑披寺攻克后，清軍搜捕殘余守軍，普仲扎娃的遺體被找到后遭戮尸示眾，四郎占兌潛逃，后續被清軍追擒。趙爾豐對被俘人員逐一審訊，處決為首作亂者數十人，將脅從的普通民眾遣返原籍、各安生計。清軍將桑披寺內銅制佛像、法器熔鑄為銅錢，用于犒賞官兵、補充軍餉。

桑披寺平定后，趙爾豐率部移師貢噶嶺，攻克向的寺等據點，理塘、鄉城、稻壩全境得以平定。此前割據一方的寺院武裝被清除，土司勢力遭受重創，川邊核心區域的動亂局勢基本平息。

此外，趙爾豐與兄趙爾巽（時任四川總督）聯名上奏，提出西康建省的構想，規劃在川邊地區設立省級行政區，以丹達山為界，整合康區各地，形成介于四川與西藏之間的戰略緩沖帶，抵御外部勢力滲透、強化中央對西南邊疆的管控。這一構想雖因清朝滅亡未能立即實現，卻為民國時期西康建省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