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遭軟禁后，發現廁所被裝竊聽器痛罵：你們花錢聽我放屁？

一九八二年四月，克里姆林宮外的中央檔案館搬遷。搬運工抬出一摞塵封紙箱時，一名年輕檔案員無意瞥見一份特殊記錄：紙張發黃，上寫“對象：尼基塔·赫魯曉夫——二一號別墅浴廁談話全文”。他愣了好幾秒，誰會把一位前領導人在廁所里的抱怨當成“機密資料”長期保存？答案只能回到十八年前的那個秋天。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日，黑海岸邊天氣晴朗。剛滿七十歲的赫魯曉夫躺在折疊椅上曬太陽，電話鈴突然響起。“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你最好還是趕快回來。”線路另一端，勃列日涅夫聲音溫和，卻透著催促。所謂“討論農業機構調整”，聽上去很平常，赫魯曉夫猶豫片刻，終究還是收拾行李飛往莫斯科。他不知道，此行將是自己漫長政治生涯的終點。

飛機落地的夜色如鐵。按照慣例他想先回克里姆林宮官邸，隨行人員卻把車開向主席團大樓。會議室燈火通明，人聲卻低沉。決議書已打印完畢，“解除第一書記職務，限期離任”。昔日部下肅然列坐，只有紙張翻動聲。赫魯曉夫略顯疲憊的臉先是錯愕，緊接著漲紅，他用慣常的粗魯語氣嘶喊，宣泄憤懣。刻薄的回敬徹底打消了“保留中央委員”這份最后的體面，主席團改口：一律撤銷。

六天后，米高揚夜訪，將一份事先起草的“自愿退休聲明”遞到床前。氣氛凝滯。沉默中，燈泡發出嗡鳴，像催命的鬧鐘。赫魯曉夫放下筆，簽名。明白人都清楚，任何“終生別墅”“五百盧布養老金”不過口頭保障。自此，“特殊養老金領取者”被接往郊外軟禁。

十二月，他抵達郊區新別墅，表面寬敞雅致，實則戒備森嚴。房門口警衛輪班，電話線路全部接入克格勃。連灶間的窗外，也不知何時豎起了監聽鐵塔。剛開始，赫魯曉夫還不信——一個掌握核按鈕的前元首難道連私語都要被記錄？直到某天洗澡時發現排氣扇里閃著紅燈，怒火瞬間爆發。他沖著天花板咆哮：“你們花錢納稅，就為了聽我放屁？”這句臟話被原封不動敲進了那份“浴廁談話全文”，也因此在檔案中流傳。

蘇聯高層布設竊聽器由來已久。二十年代捷爾任斯基的“鐵房間”是始作俑者，斯大林時代臻于極致。莫洛托夫被監聽，朱可夫被監視，對比之下，赫魯曉夫不過是延續傳統的受害者。區別只在于，當年他同樣下令監視過別人，如今輪到自己。

軟禁生活的單調乏味超出了他的想象。每天起床，眼前不是地圖和電報，而是松林、木屋、守衛。烏鴉垂在屋檐上，一天到晚嘎嘎聒噪。他揣著半導體收音機，仍然關心克里姆林宮里傳出的指令，可播音員報出的每一項新政策，仿佛都在提醒他：時代換人了。偶爾他對家人低聲抱怨：“這算什么宣傳？廢話一堆。”說罷又自嘲，知道屋里麥克風全開，也懶得避諱。

赫魯曉夫被推翻，不僅僅因為性格粗暴。秘密報告掀翻斯大林神壇，引起華約各黨地震；急躁的農業并區、玉米運動，拖垮糧食供應；古巴導彈危機更讓軍方顏面盡失。統計數字扎眼：一九五三年前后，蘇聯年均增長逾百分之十，一九六三年跌去一半。主席團成員看在眼里，日漸焦躁。勃列日涅夫握有總書記夢，卻擔心功臣光環遮住自己，于是與波德戈爾內、謝列平暗中聯絡，演出一場“請君入甕”。

對赫魯曉夫而言，最難接受的正是背叛來自最親近的副手。他起初堅信“列昂尼德不是那樣的人”。可越琢磨越覺得不對勁，最終只能苦笑。晚風敲窗，他對兒子說：“看來我也看錯人了。”聲音低到只有竊聽耳機能收全。

為了對抗無邊空虛，親人建議寫回憶錄。赫魯曉夫想到丘吉爾、戴高樂的成功范例，眼中閃過久違的光。錄音機塞進口袋，散步時自言自語，把波蘭、古巴、北京的一幕幕復盤。磁帶上飛機轟鳴蓋過人聲，偶爾還能聽見樹葉沙沙。可一九六八年春，克格勃查訪書房，發現第一份手稿，當局勒令銷毀。一場貓鼠游戲就此展開：官方抄走原件，副本悄悄送往歐美出版社。兩年后，《赫魯曉夫回憶錄》橫空出世，莫斯科高層氣急敗壞，卻已無計可施。

七十年代初，他的身體迅速衰老。常年酗酒、高血壓、冠心病輪番上門。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探親歸來，他在女兒鄉間小屋采蘑菇時心絞痛發作，被急送弗魯恩澤醫院。翌日清晨，心臟停止跳動，終年七十七歲。官方訃告異常簡短，僅稱“前國家領導人”，也未舉行國葬。紅場槍聲與領袖光環，徹底與他絕緣。

有意思的是，那臺裝在廁所里的竊聽器直到九十年代蘇聯解體后才被公開展示。導游按下播放鍵，喇叭里傳出粗口與水聲交織的片段，游客哄笑不止。昔日呼風喚雨的第一書記，最終被囚于一方浴室，留下的竟是一句破口大罵。歷史的諷刺，有時藏在最荒誕的細節里，它提醒世人：權力高墻內外，聲音可能永遠有人在聽，而掌聲終究替代不了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