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大特務毛森回鄉，不但受到省長接見，還為家鄉留下8個大字

1949年5月27日凌晨，上海吳淞口仍在硝煙里。與此同時，隔海相望的臺灣基隆港，多了一位匆匆上船的中年人——毛森。沒人想到，四十三年后，他會以“旅美老人”的身份踏上杭州站站臺，并在江山老宅的堂屋里寫下“謝謝親愛的鄉親們”八字。時間把鋒利的棱角磨圓，可許多拐點依舊清晰。

毛森1908年生于浙江江山縣。家貧，識字來得晚，十五歲才坐進私塾。不久他借用了同姓鄰居的高小畢業證去考師范，這個小動作讓他第一次嘗到“變通”的味道。師范結業，他只做了一年教員便轉頭考進浙江警官學校，隨后被毛人鳳看中送入特訓班。正是這條路徑，把他從縣城教壇推向了風聲鶴唳的軍統江湖。

1933年冬，中央軍駐閩部隊與蔣介石對峙。毛森以《中央日報》“特派記者”身分潛伏福州，持續三個月上報動態。蔣軍十萬圍剿成功，毛森由此平步青云，先任福州警察局特警組主任，后再赴上海組建行動總隊。那一年他二十五歲，志得意滿，卻不知道暗線已被自己招募的交通員割斷。

1941年初，他被汪偽警察廳逮捕。獄中，毛森照樣遙控“鋤奸”小組，竟在監號里完成四起暗殺。三個月后脫逃成功，戴笠在重慶設宴招待，并授以中美合作所東南區指揮官。不得不說，這樣的信任在軍統并不常見，也讓毛森自覺“與戴處長心照不宣”。

抗戰勝利后，上海漢奸清查是毛森的新任務。他手握名單，白天抓人，夜里點鈔，數目無人統計，只知北四川路的那棟三層小樓夜夜燈火通明。解放戰爭爆發，形勢急轉直下，毛森先在蘇浙皖交界構筑情報網，后又在上海外圍組織“清鄉大隊”，三個月處決逾兩百名被視為“地下黨嫌疑”的青年。江南土紙上留下的家信，是他們生命最后的痕跡。

1949年4月，解放軍渡江。毛森經廈門逃臺，初期仍受宋美齡庇護。可1950年代后蔣經國奪權，“夫人派”風光不再。審計部門翻出中美合作所的經費黑賬，毛森被迫辭職，移居美國洛杉磯。異鄉日子表面體面，實則心事重重：他每天叮囑孩子說中文，晚飯后常搬出那把藤椅獨坐院中，望著加州落日不語。

1981年春節前夕，他寫信回江山：“家鄉如今如何？聽聞祖國大變，賢明者掌權，欣慰。”信件經浙江僑務部門轉到縣里。幾個月后，江山縣政府回信告知：祖宅已按政策退還；如您愿意，歡迎回鄉探親。毛森得知這條消息，沉默良久，對女兒說了句輕飄的話：“早該是這樣。”

1985年，他的長女獲準回國省親。江山民政干部陪同她參觀縣志編纂辦公室，那里陳列著幾頁記載“毛森罪行”的檔案。女兒回來復述內容，毛森聽后只說：“寫得對，我有罪。”這一表態，被視作他回歸的轉折點。事實上，彼時的大陸對多數戰犯的處置已進入“寬大與感化”階段，毛森的請求得以被接納，并被定為“探親”而非“投案”。

1992年9月，八十五歲的毛森回到闊別半世紀的家鄉。江山車站擠滿圍觀鄉民，他們看著這位拄拐的老人，下意識退后兩步，卻也無人出聲。場面一度尷尬，直到縣文化館干部遞來宣紙，請他題詞。毛森抬手顫抖良久，落筆疾書：“謝謝親愛的鄉親們”。八個字，寫得歪歪斜斜，卻讓圍觀者的神情從戒備轉為復雜。

兩天后，他路過杭州。浙江省長在省府小樓會見毛森一行，話題只是“家鄉建設”“僑務工作”，通稿里看不到過往是非。有人私下議論：“省長為何要見他？”另一人回答，“這不過是統戰需要”。一句話，點破了現實的分寸。

上海停留時，毛森與幾位舊時同僚在南京西路小飯館見面。酒過三巡，他握住對方的手，半句玩笑：“人生何處不相逢。”對面的人沉默。畢竟，在那個腥風血雨的年代，很多同事殞命，更多人成了階下囚，不是人人都能坐在這張圓桌前。夜色里，黃浦江浪聲拍打碼頭，桌上酒杯搖晃，氣氛微妙。

返美半年后，毛森病逝。死因是心肺衰竭，享年八十五歲。葬禮極其低調，遺囑只留一句話：“骨灰日后可擇機歸故里。”家鄉的舊宅如今已是紅磚平房，門楣上那幅“謝謝親愛的鄉親們”仍在。走近細看，墨色早已褪成淡灰，卻還能辨認。有人說，那八個字是懺悔，也是求生之道。歷史并未給出明確答案，但它讓人記住一句古話——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