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撕破臉，總統駁斥中方，不到24小時，中國打響對巴拿馬反制

最近，巴拿馬方面態度很是囂張，一方面，以“違憲”為由單方面終止香港長和集團在巴拿馬運河兩端港口的特許經營權，并迅速將運營權移交美國背景的丹麥馬士基集團。

另一方面，身為巴拿馬總統，穆利諾更是在社交媒體公開駁斥中國港澳辦的嚴正警告，宣稱所謂“司法獨立”不容干涉。看得出來，巴拿馬“知法犯法”，是要跟我國撕破臉了，不料他話音剛落，中方的反擊當場就來了。

在拉美的行政和司法體系中，任何一項涉及大型國際合同的裁決，從審理到執行通常需要數周甚至數月的流程。而這一次，從法院敲下法槌到港口完成交接，整個過程壓縮在了一天之內。

這種效率在巴拿馬的司法史上前所未有，其背后的政治推動力不言自明。長和集團于巴拿馬的發展歷程，可追溯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彼時起，其便在這片土地留下身影，開啟了一段跨越多年的商業篇章。

自1997年起，該集團通過合法的商業競標獲得了這兩座港口的特許經營權，此后投入了大量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升級，歷次審計均合格，經營記錄沒有重大違規。

一家深耕當地三十年、履約記錄良好的外國企業，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被突然剝奪經營權，連基本的申辯和協商程序都被跳過，這在國際商業實踐中極為罕見，其性質已經遠遠超出了正常的商業糾紛范疇。

要理解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必須回到事件發生前幾天的一個關鍵細節。就在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前夕，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才結束了對巴拿馬的正式訪問。此際，裁決與訪問似在無形間牽起微妙關聯，引人關注后續動態走向。

彼時的華盛頓正處于濃厚的"門羅主義"焦慮之中，特朗普團隊對中國在西半球的商業存在高度敏感，尤其無法接受中國企業在巴拿馬運河這個全球航運最關鍵的戰略節點上掌握著運營控制權。盧比奧的訪問與隨后法院裁決之間的時間關聯，使得整個事件的政治脈絡變得極其清晰。

巴拿馬總統穆利諾在這場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同樣值得審視。2024年2月4日，面對國內外的廣泛質疑，穆利諾在社交媒體上公開回應，強調"司法獨立"，聲稱巴拿馬拒絕任何外國干涉。

這番表態聽起來正義凜然，但如果對照時間線上的事實就會發現其中的矛盾：美國國務卿前腳剛離開巴拿馬，法院后腳就作出了有利于美方戰略利益的裁決，而接盤的馬士基集團與美國資本之間有著深度的關聯，甚至存在與美國國防體系相關的商業往來。

在時間的長河中，所謂的“鐵證”也會變得模糊，穆利諾所標榜的“司法獨立”，在這條清晰的時間線面前，瞬間褪去偽裝，顯得無比蒼白無力。

穆利諾的真實意圖并不難判斷。通過將中國企業從運河要害位置上清除出去，他向即將重返白宮的特朗普政府遞交了一份分量十足的政治表態。

對于一個地處美國傳統勢力范圍內的小國總統來說，這種選擇在短期政治邏輯上或許說得通——通過配合美國的地緣戰略需求來換取華盛頓的支持和保護。但穆利諾嚴重低估了這個決定將引發的連鎖反應，尤其是低估了中方的反制力度和速度。

中國方面的回應沒有停留在外交抗議的層面，而是直接轉化為了具體的經濟行動。首當其沖被緊急叫停的，乃是巴拿馬運河第四橋項目。此項目本承載諸多期待，如今戛然而止，引發各方關注與猜測。

這座橋梁的建設合同價值約14億美元，原本已經進入了實質性推進階段，中方企業是主要承建方。項目突然中止，不僅意味著巴拿馬失去了一筆重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還直接影響了與之配套的就業崗位和產業鏈上下游的收入。

隨后，巴拿馬的農產品出口便遭遇了中國海關“強化檢驗檢疫”舉措。此措施如嚴密濾網，對巴拿馬農產品出口帶來了別樣挑戰。對于一個高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的經濟體來說，出口通關速度的任何變化都會直接沖擊現金流。

當貨物在港口積壓、通關周期被大幅拉長時，出口商面臨的不僅是利潤損失，還有保鮮期限帶來的貨物貶值風險。這種精準打擊雖然沒有正式宣布為"制裁"，但其實際效果卻滲透到了巴拿馬經濟的毛細血管中。

相較于上述舉措，真正對巴拿馬造成巨大沖擊的，并非它們，而是長和集團向國際商會仲裁院提出的索賠訴求，其殺傷力堪稱更勝一籌。此次索賠數額堪稱巨額，高達30億美元。

如此龐大的金額，無疑會在相關領域引發廣泛關注，其后續影響亦值得拭目以待。要理解這個數字的分量，需要將它放到巴拿馬的經濟體量中去衡量。30億美元，這一數額頗為可觀，約占巴拿馬全年財政收入的5%以上。

如此比例，凸顯出該金額在巴拿馬財政體系中有著不可小覷的分量。對于一個GDP總量不到800億美元的國家來說，一旦仲裁結果不利，這筆賠償將對國家財政構成極其沉重的負擔。

但仲裁索賠的影響遠不止于賠償金額本身。更深層的傷害在于國家信用的損失。巴拿馬的經濟模式高度依賴其作為國際航運樞紐和金融中心的地位，而這兩個角色都建立在一個基本前提之上：法治環境的可預期性和合同執行的可靠性。

當一個國家以政治目的為導向、通過司法手段強行剝奪外國企業合法持有的經營權時，它發出的信號不僅僅針對中國投資者，而是面向所有潛在的國際投資者和合作伙伴。

資本天然厭惡不確定性，一個今天可以用"違憲"為由沒收中國企業資產的政府，明天同樣可以用類似的借口對歐洲、日本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投資下手。這種主權信用的損傷一旦形成，修復周期將遠遠超過任何一屆政府的任期。

在經濟反制之外，中國在戰略層面的應對同樣值得關注。就在巴拿馬港口易手事件發生前后，秘魯的錢凱港正式啟用。這座由中國企業投資建設的大型深水港位于南美太平洋沿岸，其戰略意義在于它為亞洲通往南美洲的貨物運輸提供了一條全新的直達通道。

傳統上，從東亞發往南美西海岸的貨物需要穿越整個太平洋后再經巴拿馬運河轉運，而錢凱港的啟用使得貨輪可以直接在秘魯靠岸卸貨，航程縮短了12到17天。對于海運行業來說，半個月的航程差距意味著巨大的燃油成本節省和周轉效率提升。

這條新航線的開辟，對巴拿馬運河的戰略地位構成了實質性的稀釋。在此之前，巴拿馬運河在全球航運網絡中的不可替代性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底牌。中國作為巴拿馬運河的第二大用戶國，貢獻了運河通行費收入中超過40%的份額。

當越來越多的中國貨輪開始選擇錢凱港航線，巴拿馬運河的通行量和收入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穆利諾政府為了討好華盛頓而驅逐中國企業，最終卻可能加速了巴拿馬運河戰略價值的下降，這是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結果。

到了2026年1月，事件發生已經過去兩年，巴拿馬仍然深陷在仲裁糾紛和經濟后遺癥之中。30億美元的索賠案尚未了結，國際投資者對巴拿馬的信心明顯下降，運河通行量的增長勢頭也受到了錢凱港分流效應的影響。

穆利諾期望從華盛頓獲得的那些回報，卻遠沒有達到預期。美國的外交承諾在拉美的兌現率向來不高，穆利諾為配合美國地緣戰略所付出的代價是確定的、可量化的，但他換回來的東西卻是模糊的、不可靠的。

這個案例深刻地揭示了小國在大國博弈中的生存困境。巴拿馬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必然處于大國利益交匯的焦點之上，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只能在大國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

事實上，巴拿馬過去三十年的繁榮，恰恰建立在它作為中立樞紐、同時服務于所有大國商業利益的基礎之上。長和集團的存在不僅沒有損害巴拿馬的主權，反而通過持續的投資和運營提升了運河港口的服務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穆利諾政府打破了這種平衡，主動選擇了站隊，其結果是既得罪了一個主要的經濟伙伴，又沒有從另一個大國那里獲得足以補償損失的實質回報。更嚴重的是，他的決定動搖了巴拿馬賴以生存的商業信用根基，并為競爭對手港口的崛起創造了條件。

一個靠運河吃飯的國家，親手削弱了運河的競爭力，親手損害了吸引國際資本的信用環境，這筆賬無論怎么算都是虧的。

30億美元的仲裁索賠、14億美元的橋梁項目泡湯、農產品出口通道受阻、運河通行量面臨分流威脅——這些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代價，最終都將由巴拿馬的普通民眾來承擔。

而那個在社交媒體上高喊"司法獨立"的總統，能否從華盛頓那里換來足夠的補償來填補這些窟窿，答案恐怕并不樂觀。

在國際政治的牌桌上，小國最大的資產從來不是軍事力量或政治站隊，而是信用、中立和不可替代性。穆利諾在24小時內揮霍掉的，恰恰是巴拿馬花了三十年才積累起來的這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