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解氣！東盟東帝汶硬剛緬甸軍政府，為戰爭的受難者討公道！

面對國際司法管轄權的局限，東帝汶選擇祭出“普遍管轄權”這一利器，將矛頭直指緬甸軍政府領導層。

僅僅四個月前，東帝汶才正式成為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的成員國。而就在本周，這個國家邁出了史無前例的一步：其司法當局指定了一名檢察官，專門負責審查緬甸軍隊在戰爭罪和反人類罪方面的責任。這將是東盟成員國首次針對該集團內的另一個國家啟動此類法律程序。

這一舉動源于一個受害者團體的推動。欽族人權組織一直在為緬甸少數民族欽族尋求正義。在提起訴訟時，該組織的領導人特意贊揚并支持東帝汶為正義與獨立所做出的歷史性努力。

目前，東帝汶當局將決定是否有理由對包括軍政府首腦敏昂萊在內的緬甸軍事領導人提起訴訟。任何隨后可能啟動的程序都將基于“普遍管轄權”原則。該原則允許一國法院審理國際罪行，無論犯罪發生地何在，亦無論受害者或涉嫌犯罪者的國籍為何。

本周，一項針對全球23場沖突的研究得出結論，旨在保護平民的國際法律體系已到達“崩潰點”。聯合國自身的未來也面臨著嚴峻拷問。

國際司法機構在審判戰爭罪和反人類罪方面的效能正受到局限。國際刑事法院因其起訴的選擇性、進度的遲緩以及執行手段的疲軟而飽受詬病。在過去的二十年里，該法院僅審理了34起案件，并做出了13項定罪判決。

國際刑事法院的支持者認為，該機構遭受了不公正的批評和攻擊，特別是來自唐納德·特朗普政府的壓力，后者曾在去年對該法院實施了制裁。

另一方面，國際法院可以追究國家的犯罪責任，但無法追究個人的責任。國際刑事法院和國際法院雖然都已針對緬甸啟動了程序，但這些程序主要針對政變前對羅興亞少數民族犯下的涉嫌罪行。而且，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部分涉及在孟加拉國發生的行為。

2024年11月，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曾要求法官對軍政府首腦敏昂萊發出逮捕令。但時隔一年多，至今仍未有任何裁決下達。

在此背景下，普遍管轄權可能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聯合國通過為敘利亞和緬甸建立調查機制，負責收集證據以便隨后在國家、區域或國際法院提起訴訟，從而隱含地承認了這一點。

許多國家都制定了法律，允許其起訴酷刑、種族滅絕或戰爭罪等國際罪行。目前缺乏的是資助調查所需的資源，以及實施這些調查的清晰透明的標準或指導方針。

一旦程序啟動，其他困難也會隨之而來。國家法院的管轄范圍有限。逮捕行動困難重重：高級官員可以援引外交豁免權，或避開那些他們可能面臨起訴或引渡的國家。

即便是針對中層官員的起訴，也可能引發政治難題。訴訟程序昂貴且繁瑣，尤其是當證人和證據主要位于國外時。

此外，這些罪行的規模和復雜性也對國家刑事法院構成了挑戰，因為這些法院往往缺乏處理此類案件的經驗。

即使審判得以啟動，受害者仍可能感到不公，哪怕這些程序具有戰略或象征意義。

不過，成功的案例依然存在。近十年前，在民間社會網絡的推動下，乍得前總統侯賽因·哈布雷因國際罪行在塞內加爾被定罪，該案正是基于普遍管轄權進行的審判。

東帝汶的這一新舉措，是在多個國家的受害者團體為緬甸人民尋求正義的一系列行動之后展開的。這些行動包括在阿根廷、土耳其和德國，針對緬甸領導人發出的逮捕令。在亞太地區，律師們也曾嘗試在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提起訴訟。

雖然歐洲國家越來越頻繁地利用普遍管轄權來起訴國際罪行，但其他國家則表現得更為猶豫。一些觀點認為，盡管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法律框架允許其采取行動，但它們在調查戰爭罪方面本可以做得更多。這種局面導致大部分司法工作被推給了其他司法管轄區，而這些地區有時資源更為有限。

當暴行繼續在世界各地發生時，各國政府不應僅滿足于原則上支持國際正義，而必須通過在很多本國領土上開展調查，來展示具體的承諾。

一個剛從戰火與創傷中走出來的年輕國家，如今正試圖用法律的盾牌，為另一個在強權下呻吟的民族遮風擋雨。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張力的歷史時刻。它提醒人們，正義的重量并不取決于國家的體量，也不取決于地緣政治的精算，而在于對人類苦難的共情與回應。

當龐大的國際機器在現實的齒輪中卡頓不前時，往往是那些切膚之痛的親歷者，最先在廢墟中舉起火把。這不僅是一次法律上的嘗試，更是一份關于勇氣與良知的答卷，等待著更多有能力的國家去共同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