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梁實秋與魯迅及其他

梁實秋與魯迅及其他
金新
民國時期有一件繞不過去的事，梁實秋為何不以侵犯名譽權(quán)起訴魯迅？

梁實秋與魯迅在 20 世紀 30 年代的那場文學論爭歷時8年。論爭源于 1927 年，方從美國學成歸來的梁實秋發(fā)表了《盧梭論女子教育》，認為文學最重要的是體現(xiàn)人性，對盧梭進行了批判。魯迅最不能容忍偶像被否定，遂寫了《盧梭與胃口》《文學和出汗》等文進行回應。嗣后，兩人因?qū)Ψg的不同看法你一槍我一劍矛盾日趨激化。1930 年 2 月，馮乃超在《拓荒者》第2期上發(fā)表《階級社會的藝術(shù)》，批駁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中的主張，稱梁實秋是 “資本家的走狗”。梁實秋以《“資本家的走狗”》答復。魯迅隨即寫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將論爭推向精彩高潮。

那場論爭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事件，激烈筆戰(zhàn)之際，梁實秋被魯迅批得“狗血噴頭”，但梁實秋始終未通過法律途徑起訴魯迅侵犯名譽權(quán)。有人說那是因為民國時期的法律里沒有“名譽權(quán)”保護條款。此言差矣！
民國時期怎么會沒有名譽權(quán)保護條款？彼時該條款的形成分為三個階段：《大清民律草案》的奠基（1911 年）、《民國民律草案》的體系調(diào)整（1925-1926 年）、《中華民國民法》的間接保護（1929-1931 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中華民國民法》最終完成名譽權(quán)保護的體系化構(gòu)建，核心特點是通過侵權(quán)責任實現(xiàn)間接保護，其第 184 條規(guī)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quán)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于他人者亦同。”該條款通過“權(quán)利”與“利益”的雙重保護，將名譽納入侵權(quán)責任客體。
其實，梁實秋始終未通過法律途徑起訴魯迅侵犯名譽權(quán)，原因大略有三。
一乃文人傳統(tǒng)使然。
文人論爭向有“筆戰(zhàn)”邏輯，民國文人具有文人的“論爭倫理”。20 世紀早期的中國文壇，知識分子更傾向于通過文章交鋒解決觀點分歧，形成了“以筆為戈”的論爭傳統(tǒng)。訴諸法律被視為“非文人手段”，會損害自身在學界的聲譽。梁實秋與魯迅的論爭本質(zhì)上是文學觀念的沖突，而非個人恩怨。梁實秋曾在《新月》等刊物發(fā)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等文章，以學術(shù)辯論回應魯迅的批判，更符合當時文人的 “論爭體面”。魯迅的文章雖語言尖銳，但核心是批判梁實秋的政治立場和文學主張，而非針對其個人人格或品德。在民國文人語境中，此類 “觀點批判” 被視為論爭的正常范疇，若上升到法律層面，可能被視為 “小題大做”。

二乃容忍義務使然。
作為知名文人，梁實秋與魯迅均屬于公眾人物，在輿論場中亟需對合理批評保持更高容忍度。假如因?qū)W術(shù)論爭起訴，可能被視為缺乏雅量，反而損害自身公眾形象。梁實秋在晚年回憶錄《槐園夢憶》及散文中，雖提及與魯迅的論爭，但始終以“文學觀點分歧”來概括，從未提及“名譽受損”或“法律起訴”的想法。他更強調(diào)雙方“立場不同，而非私怨”。當時文壇對兩人的論爭多視為 “學術(shù)流派之爭”，如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雖支持梁實秋，卻也未倡導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左翼作家則將魯迅的批判視為 “文化斗爭”，進一步弱化了法律解決的可能性：文學問題不能法律解決，正如法律問題不能文學解決一樣。

三乃名人身價使然。
梁實秋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兼具創(chuàng)作、翻譯與學術(shù)研究多重身份的重要人物，文學成就橫跨散文、翻譯、文學批評等領(lǐng)域。其相較于魯迅的批判性、周作人隱逸風的散文更關(guān)注世俗生活的詩意挖掘，以 “中年心態(tài)” 的智慧消解激進，強調(diào) “文學應表現(xiàn)普遍的人性”。其從 1930 年代開始以 “信雅達” 為原則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成就了中國翻譯史上首個完整的莎翁作品集，填補了中國莎學研究的空白。其作為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中國傳人在《文學的紀律》（1924 年）等論著中主張文學應恪守 “理性” 與 “秩序”，反對過度浪漫主義與功利主義，這一理論雖與魯迅等左翼作家的 “革命文學” 主張形成論爭，但為現(xiàn)代文學批評提供了多元視角。梁實秋非常清楚，像他這樣名聞遐邇的人魯迅無論如何都是“罵”不倒的！

“文人傳統(tǒng)使然”與“容忍義務使然”屬于客觀原因；“名人身價使然”屬于主觀原因。
收錄于《二心集》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論戰(zhàn)性雜文的典范，魯迅以犀利的筆觸和嚴密的邏輯，對梁實秋的階級立場和文藝主張進行了深刻批判。

駁斥“無主子論”。梁實秋聲稱 “不知道自己屬于哪個階級”，更 “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誰”，試圖以 “中立”者姿態(tài)來標榜文藝獨立性；魯迅一針見血指出，“資本家的走狗” 的本質(zhì)不是在于是否 “知道主子是誰”，而是 在于其行為是否為資產(chǎn)階級服務，即使 “無人豢養(yǎng)，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這種 “喪家”狀態(tài)恰恰說明其階級本能的頑固性。
剖析“資本家的走狗”。魯迅以 “資產(chǎn)者養(yǎng)的走狗” 為類比，指出梁實秋的文藝主張本質(zhì)上是為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辯護。梁實秋批評無產(chǎn)階級文學“拿階級的大帽子來壓人”，實則是掩蓋資產(chǎn)階級對文學話語權(quán)的壟斷；魯迅戲稱梁實秋 “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diào)和，平正之狀可掬”，揭露其 “正人君子”面具下的階級偏見，“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諷刺其對資產(chǎn)階級的諂媚。
界定“乏走狗”。魯迅指出，梁實秋在論爭中除了“冷嘲熱諷”“造謠誣蔑”外，已無實質(zhì)理論武器，其手段 “不過是‘乏’罷了”。這一界定不僅否定了其理論合法性，而且揭露了其論爭手段的低下：從“理論批判”墮落為人身攻擊，標志著立場的潰敗。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不免“罵”的成分，但絕無“詆毀”。蓋因“罵”是低強度的語言沖突，側(cè)重于情緒宣泄；“詆毀”是高強度的名譽侵權(quán)，側(cè)重于蓄意破壞。
唯如斯，新中國成立后，《“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雖使用了“資本家的乏走狗”這一稱呼，國家教育部下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還是將這篇與“狗”相關(guān)的雜文收入高中《語文》課本，讓幾代人，讓上千萬上億的學生閱讀，因為閱讀文學批評、學術(shù)爭辯、輿論監(jiān)督之類文章，必須把對某人觀點和立場的批評甚至批判與某人的人格、名譽區(qū)分開來，這是學術(shù)界的常識。
筆者曾在舊作《文學大師的標準是什么》一文里提及：“愛因斯坦曾說：‘宇宙應該是和諧的！’自然科學的‘和諧’大約指規(guī)律之間的‘各抱地勢，鉤心斗角’，社會科學的‘和諧’大抵指多元思想文化之間的相互寬容。魯迅與梁實秋‘道不謀，不相合’，但并不妨害他們走自己的路的同時均成為文學大師。要知道，梁實秋雖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可他的閑適散文卻創(chuàng)中國散文發(fā)行量之最。”
假如梁實秋將魯迅以侵犯名譽權(quán)告上民國法庭會怎樣？
好在梁公是君子，好在歷史沒有假如。
“梁實秋為何不以侵犯名譽權(quán)起訴魯迅”這一話題，在今日之中國文壇極具現(xiàn)實意義，比如：賈平凹為何不以侵犯名譽權(quán)起訴唐小林？

在文學評論界唐小林竟然敢“太歲頭上動土”，指名道姓連續(xù)批評賈平凹文學作品。就天津的《文學自由談》而言，唐小林在2018 年第 4 期上刊登《賈平凹為何越寫越差》的長篇檄文，文章列舉了《秦腔》《古爐》《雞窩洼人家》《病相報告》《山本》《懷念狼》《帶燈》等書中的一些內(nèi)容，認為賈平凹作品中存在大量諸如 “拉屎、撒尿、放屁、鼻涕、口痰、蛆蟲、虱子、手淫、生殖器，以及無窮無盡的臟話”，讀起來令人惡心。于2021 年第 1 期發(fā)表《賈淺淺爆紅，突顯詩壇亂象》的長篇戰(zhàn)書，文章批評賈平凹的女兒賈淺淺的詩歌是 “回車鍵分行寫作”，認為其詩歌與其獲得的榮譽并不相稱，受到贊美更多是沾了其父賈平凹的光，將賈淺淺的詩歌問題與賈平凹聯(lián)系起來，認為賈平凹對文壇有著一定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可能在賈淺淺的詩歌受關(guān)注中起到了作用。
著作等身的中國當代著名作家 、第九屆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xié)會散文委員會主任、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賈平凹是否會起訴《文學自由談》的特邀座上賓唐小林，那實在是個毫無懸念的問題，大家畢竟是大家，絕不會小肚雞腸，賈平凹對于咄咄逼人的唐小林沒有做出任何公開回應，據(jù)說只是通過內(nèi)部人士悄悄傳話，表示 “不要再發(fā)關(guān)于唐小林的言論”。據(jù)說而已。此外，可以確認的是，賈平凹曾在一些公開場合表達過自己面對批評的態(tài)度，他以創(chuàng)作《創(chuàng)業(yè)史》的著名老一輩作家柳青的 “挑著雞蛋過鬧市” 來比喻自己，稱他人的造謠、詆毀、誹謗，自己都會默默以待，相信 “白就是白，黑就是黑，時間會證明黑白的”。
其實，賈平凹深知文壇向為龍騰虎躍之地。豈止唐小林“磨刀霍霍”——
近有“彭老批莫言”：原云南作協(xié)副主席、散文《驛路梨花處處開》收入人教版初中語文教材的作者彭荊風在《莫言的槍投向哪里—— 評〈豐乳肥臀〉》一文中，揭露莫言書籍歪曲歷史、詆毀先烈的問題，指出莫言不同于魯迅，魯迅在批判打擊黑暗的反動統(tǒng)治，而莫言在詛咒和嘲諷千千萬萬先烈為之奮斗的人民革命事業(yè)；遠有“郭魯筆墨相譏”：郭沫若曾稱魯迅為 “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 與 “法西斯蒂”，認為魯迅的文學風格過于保守，未能跟上時代步伐，是封建思想的殘留；魯迅則進行了猛烈反擊，他在燕京大學的演講中，無情譏諷了創(chuàng)造社，還指名道姓批評郭沫若，對郭沫若把“工人階級作為革命動力和主力寫”的小說《一只手》提出批評，認為其內(nèi)容與革命的主題不符。
人類是一種精神文化動物，其不能沒有文化精品。精品亟需突兀于文壇頂尖的大師。大師是文壇的脊梁與旗幟。可大師的產(chǎn)生決不能沒有批評，確切地說，不帶任何有色眼鏡之功利或曰幫閑的批評。批評甚至是苛刻的指責，是產(chǎn)生大師以豐富文化經(jīng)典的前提。
這似乎是一條規(guī)律。譬如明代我國文學論爭與文學思潮最為活躍，各種文學觀點與文學流派競相交替，風起云涌，相當壯觀，于是出現(xiàn)了唐宋派的茅坤、唐順之、王慎之，公安派的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竟陵派的鐘惺、譚春等，因之作品精彩紛呈。試想，今人記游，幾許人能文蓋袁宏道之言簡意豐之《滿井游記》，使之黯然失色？

戲改龔氏詩云：“文壇生氣恃風雷，涂脂抹粉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一個真正的文學大家，其內(nèi)心必須是非常強大的。當代文學大師，說“舍賈其誰”有點絕對，但賈平凹為其中之一，那應該是毫無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