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陳賡遺孀傅涯赴臺，十幾輛車來機場接，傅：我都不知該上哪輛

1992年4月12日，香港啟德機場雨意未歇，一位滿頭銀絲的老人推著深色行李車，她就是74歲的傅涯。對她而言，這趟從香港轉(zhuǎn)飛臺北的航班，早就不僅僅是一段旅程，而是一場跨越四十余年的親情追索。

航班起飛前，她把一本舊日記輕輕放進隨身包，那是陳賡1946年在晉冀魯豫留下的手跡。“萬一回不來，可不能讓它丟了。”一句半玩笑般的囑咐，道出了她的謹慎。旁人笑她小題大做，可歲月催人老，任何細微準備都多一分安心。

飛機兩個小時后穿出云層，臺灣島的輪廓在舷窗下鋪展開來。此刻距離1949年秋天她與父母揮淚道別，整整過去了四十三年。那年傅涯31歲，隨華東野戰(zhàn)軍南下，父母卻輾轉(zhuǎn)去了臺灣，天各一方，無從通信。

思緒再往前跳到1961年3月16日，上海長海醫(yī)院。陳賡大將指著溫度計，同她打趣：“快記住，我可能交不了班了。”一句略帶調(diào)侃的告別，讓病房里的燈光也顯得黯淡。半天后，他撒手人寰，年僅58歲。

喪夫之痛壓下來，她先是怔住，隨后把全部精力傾進四件事：撫養(yǎng)四個孩子、整理遺稿、繼續(xù)黨校工作、尋找失散親人。羅瑞卿提醒她：“傅涯，你不是一個人，家就是組織。”那一針見血的批評將她硬生生拉回現(xiàn)實。

為了出版《陳賡日記》，她抱著半新的錄音機，從北京跑到武漢，再到西安，采訪老戰(zhàn)友，風(fēng)里來雨里去，將近二十年。1982年，日記影印本問世，她在成品紙箱上寫下“交代第一件事”，然后把箱子鎖進櫥柜。

孩子們也沒讓她失望。長子陳太洲1979年考入軍事學(xué)院，后來成為少將；次子陳知毅潛心導(dǎo)彈技術(shù)；三子陳知建鉆研電子對抗；唯一的女兒陳知靜行醫(yī)，從未向母親提過“特殊照顧”四個字。傅涯偶爾會說：“父親面子保住了。”語氣里全是篤定。

1987年，妹妹的一封掛號信漂洋過海抵達北京，“父母已在臺去世，遺愿歸葬故里。”信紙邊緣因潮濕泛黃，她看了整晚，第二天辦妥杭州雙親墓地。墓碑材料選了青灰色花崗巖，“低調(diào)，不爭眼球”，正合她的脾氣。

隨著兩岸民間往來逐漸松動，探親名額仍舊有限。1991年底，她遞交申請，自嘲“年齡算硬指標”。隔年春天批準函下來，她沒多作猶豫，立刻處理好家中事務(wù)，訂下最早一班機票。

飛抵臺北松山機場時，當?shù)匾呀S昏，暖濕氣流撲面而來。隔著玻璃，她看見停機坪外一排黑色小轎車，人數(shù)多到幾乎堵住出口。門一開，叫聲此起彼伏。“姐姐！”“姑婆！”“陳伯母！”她愣在原地，眼眶發(fā)燙，喃喃一句：“人太多，我都不知道該上哪輛車。”

這種場景，對大半生在部隊里打過硬仗的她，竟比沖鋒還緊張。最后還是最年長的堂弟拉住她手臂：“上我車，慢慢聊。”車子剛啟動，年幼侄孫塞了個紙袋——里面是上虞老家的黃酒，象征團圓。她端詳良久，輕聲說：“聞著就是家的味道。”

在臺的兩個月，傅涯走遍親友住處，把各家老照片放進隨身相冊。她習(xí)慣深夜整理，照片背面寫上時間、地點、人物，一絲不茍，如同當年謄抄陳賡日記。有人問她累不累，她擺擺手：“寫明白，后人就少費事。”

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探親不僅止于敘舊。她受邀到臺灣大學(xué)談抗戰(zhàn)時期女性教育，還帶去一張1938年的抗大畢業(yè)合影。課堂上，有學(xué)生好奇地問：“您當年為什么選延安？”她答得爽快，“救國比安穩(wěn)重要。”掌聲此起彼伏。

分別前夜，家里擺了三桌便飯。席間舅舅握住她的手，聲音微顫：“要常來。”她沒有給出承諾，只說：“船到橋頭自然直，咱們不缺再聚的理由。”眾人沉默片刻，又都笑開。

1992年6月，傅涯返回北京。她在行李夾層放進一本影印族譜和幾瓶手工醬菜。海關(guān)例行詢問，她笑道：“都是家鄉(xiāng)味，值不了幾個錢。”工作人員沒有多問。

此后歲月平穩(wěn)。2008年12月，兩岸空中直航全面開啟，她已90高齡，腿腳不便。親友來電邀請，她婉拒：“機票便宜了，我腿卻貴了。”電話那頭沉默，她輕輕笑，說完掛斷。

2010年初冬，傅涯離世，享年92歲。子女遵其遺囑，將她骨灰葬于陳賡墓旁。墓志銘簡短，只刻一行字：“革命摯友，家國兩全。”路過者若細讀，會發(fā)現(xiàn)邊緣還嵌著兩枚小小的臺灣鵝卵石——那是她1992年帶回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