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他說：你姓彭，是彭湃的兒子，永遠不要改名換姓

1974年，北京。

海軍總醫院的手術室里，空氣冷得像要把人凍住。

一位年近五十的中年人被緊急送上手術臺，情況危急。

診斷書上寫得明白：急性胃穿孔。

主刀醫生劃開腹腔那一刻，愣住了：胃部潰爛得不成樣子。

沒別的辦法，只能大動干戈，切掉了四分之三。

躺在臺上的這個人，名叫彭士祿。

就在這之前沒多久，中國第一艘核潛艇“長征一號”剛剛編入海軍，正式服役。

可誰知道，在下水前搞最后調試的那段日子，這家伙常常疼得一身冷汗。

他愣是一聲不吭，牙關咬碎了往肚里咽，直到身體徹底罷工，被人架進了醫院。

旁人看著直搖頭：大和平年代搞科研，犯得著把半條命都搭進去嗎？

在彭士祿看來，犯得著。

因為他心里那本賬，算的從來不是個人的進退，而是一筆積壓了半個世紀的“巨債”。

把時間軸撥回1956年的莫斯科。

那會兒，三十一歲的彭士祿正在蘇聯留學，主攻化工機械。

成績單拿出來嚇人一跳，全優。

日子過得那叫一個順心：他是留蘇學生的“頭兒”，前程一片大好；身邊還有個叫馬淑英的姑娘——兩人在火車站接新生時看對眼了，郎才女貌，在同學眼里那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照理說，這輩子穩了。

可陳賡大將的突然登門，把這原本順當的日子攪了個天翻地覆。

陳賡沒那些客套話，開門見山甩出一道難題：“中央打算從留學生里挑一批人，改行去學原子能核動力，你干不干？”

這道題，太難選。

化工機械是彭士祿吃飯的本事，閉著眼都能干；原子能核動力？

那是兩眼一抹黑，而且屬于絕密。

一旦點頭，這就意味著以后跟名利徹底拜拜，搞不好還得隱姓埋名過一輩子。

換個普通人，哪怕不拒絕，也得猶豫半天，或者跟家里通個氣。

彭士祿倒好，嘴里就蹦出六個字：“只要祖國需要。”

這話聽著像喊口號，其實彭士祿心里早就把賬算得明明白白。

在蘇聯念書的時候，他聽到了一個扎心的細節：蘇聯教授每上一節課，國家就得額外掏80盧布的講課費。

80盧布是個啥概念？

擱在當年的中國，夠好幾戶窮苦農家吃喝一年。

彭士祿心里堵得慌：“這是老阿媽用血汗錢送咱洋插隊，咱能不拼命嗎？”

他嘴里的“老阿媽”，不是特指哪一個人。

回想1929年那個風雨交加的夜里，四歲的彭士祿趴在奶媽背上亡命天涯。

父親彭湃、母親蔡素屏接連犧牲，他成了國民黨通緝令上的“小犯人”。

是二十多位窮苦的“爸爸媽媽”，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像接力賽一樣把他藏在家里，吃百家飯，穿百家衣。

甚至有兩位“媽媽”為了護著他，被打得皮開肉綻，死都不張嘴。

從四歲坐牢到八歲流浪討飯，彭士祿這條命，是老百姓拿命換回來的。

既然如此，當陳賡問他愿不愿改行時，哪還有資格談什么個人愛好？

那80盧布一節課的“學費”，必須拿出最高的回報率來還。

啥回報率最高？

把核潛艇造出來，讓國家腰桿子硬起來。

這筆賬，他比誰都門兒清。

1958年，彭士祿學成歸來。

就在這一年，他和馬淑英在北京結了婚。

就在這節骨眼上，原本順風順水的局面突然變臉了。

赫魯曉夫把大門一關，拒絕給中國提供核潛艇技術。

毛主席發了狠話：“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氣勢是有了，可現實冷得掉渣。

核動力研究室是拉起來了，可除了滿腔熱血，屋里空蕩蕩的。

沒圖紙，沒大拿，沒數據。

彭士祿面對的，簡直就是個死胡同。

手頭有啥？

這就像是讓你盯著一輛樂高玩具車，去造一臺真的法拉利引擎。

咋整？

有人建議等等，等蘇聯回心轉意，或者等咱們工業底子厚實了再說。

彭士祿等不了。

他領著一群平均年齡才三十歲的“門外漢”，選了一條最笨、也是最累的路子——“啃”書。

看不懂？

那就現學。

就靠這種玩命的勁頭，硬是在兩年里，讓幾十個外行變成了核動力的行家里手。

時間來到1965年，工程進了深水區。

彭士祿被點將成了核潛艇動力副總工程師，任務是得去大三線——那是鳥不拉屎的深山老林，去建第一座陸上模式堆。

這時候，另一個沉甸甸的選擇，砸在了妻子馬淑英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