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期持久戰戰略：1937年提出，為何未能實施？

1938年1月16日，東京方面拋出了一份外交辭令，這玩意兒放在整個現代外交圈子里看，都算是個異類。

這聲明短得離譜，核心意思就一句話：“以后不帶國民政府玩了。”

過了兩天，大概是覺得這話說得太隱晦，怕別人聽不出好賴話，日本方面又補了一句狠的，說這意思比“否認”還要決絕，是要從根兒上把蔣介石政權給抹掉。

這話乍一聽挺唬人，像是勝券在握的大佬發言。

可要是非得翻譯成大白話，那就是：既然你不聽我的，那我就當沒你這個人，我自己捏個聽話的泥人陪我過家家。

這就很有意思了。

要知道，哪怕把時間軸往前推個六十天，日本高層那幫人還在抓耳撓腮地琢磨：到底用什么招，才能把蔣介石逼到談判桌邊簽字畫押？

從“跪下求我”變成“你是空氣”，這短短兩個月，日本人的腦回路到底那是怎么轉的？

往深了挖，這其實就是一筆從戰術部署到戰略規劃全都爛在鍋里的糊涂賬。

咱們把鏡頭拉回1937年11月，那個亂糟糟的深秋。

那會兒，上海那邊的仗剛打完。

日軍第十軍那是殺紅了眼，11月18日直接給下面發話：“別停，一口氣沖到南京去。”

這道命令其實挺讓人玩味的。

因為它跟東京大本營那時候的算盤，完全是擰著勁兒來的。

這頭前線喊著沖，那頭東京的統帥部，特別是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正拼了命地想踩剎車。

多田駿心里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上海這一仗，贏是贏了，可也就是個慘勝。

自家這邊傷筋動骨，糧草彈藥都在后頭沒跟上，哪有力氣搞長途奔襲？

他的意思是，部隊到了蘇州、嘉興這一帶就趕緊停，喘口氣再說。

再往深了想，這里頭還有個政治邏輯：留著南京那個政府，好歹還能有個談判的對手；真要把南京端了，萬一蔣介石鐵了心不投降，日本手里連張牌都沒了。

于是，11月20日，統帥部發了死命令：都給我停下，就在現在的地界上待著，誰也不許動。

可前線那幫殺才哪里聽得進去？

華中方面軍遞上來的報告，字里行間透著股狂熱勁兒：“拿下南京，這事變就徹底解決了。”

特務部長更是給東京畫了個超級大餅：

中國軍隊八十三個師，已經被咱們廢了一半，剩下那四十萬人也就是一群驚弓之鳥，槍里沒子彈，肚里沒干糧。

只要咱們再補上一腳，中國軍隊的主力就徹底散架了。

這就是典型的賭徒心態。

東京看的是國庫，怕陷進泥潭拔不出腿；前線盯著的是勛章，怕停下來功勞沒了。

折騰到最后，胳膊終究沒擰過大腿。

12月1日，日軍統帥部松口了，正式下達指令：目標，敵國首都南京。

為此他們還找了三條理由，聽著一條比一條順耳：

頭一個，只有端了南京，才能給中國政府來個“受不了的重擊”，逼他們低頭。

再一個，趁著對方撤退亂成一鍋粥，正好抓俘虜，消滅他們的有生力量。

還有一個，雖說部隊累得夠嗆，但這不還有飛機炸嘛，只要這口氣提起來，對面自己就崩盤了。

就這樣，十幾萬日軍跟決堤的洪水似的，直奔南京而去。

后面的事，史書上都寫著呢。

12月13日，南京城破。

對日軍來說，這可是“開天辟地的大喜事”。

方面軍司令松井石根騎著高頭大馬，踩著滿街的血腥搞了個入城儀式。

為了讓中國軍民“見識皇軍的威風”，這幫人選了個最不是東西的法子——屠城。

三十多萬軍民倒在血泊里，兩萬多起侮辱婦女的案子。

這暴行狠到了什么程度？

連日本的盟友德國人都看不下眼了。

德國駐華官員往國內發的報告里直接寫道：“這哪是個別人的事兒，這分明就是整個陸軍，是這支軍隊本身變成了野獸和罪犯。”

他甚至用了個詞來形容這幫人——“獸類集團”。

日軍琢磨著，這雷霆手段一出，中國那邊肯定得嚇得腿軟。

可偏偏，他們算漏了一筆最要命的賬：當恐懼到了極點，生出來的可不是順從，而是不死不休的仇恨。

拿下了南京，日本人這會兒有點飄。

12月21日，德國大使跑來傳話想調停，日本內閣直接甩出一份苛刻到極點的“和平條款”。

這一單，日本人那是真敢張嘴：

承認偽滿洲國；

內蒙得自治；

華北、華中搞非武裝區；

還得賠錢；

經濟上還得合作…

這哪是談和啊，這分明是要把中國大卸八塊，變成日本的后花園。

連負責傳話的德國大使狄克遜都直搖頭：“這兩邊差得也太遠了，沒戲。”

果不其然，中國外交部那邊回絕得硬邦邦的。

這下子，日軍就尷尬了：首都占了，人也殺了，狠話也放出去了，可對面就是不低頭。

咋整？

按說這招逼降既然不好使，那就該重新琢磨琢磨戰略。

可日本人的腦子是直線的：既然你不聽話，那行，我就當世界上沒你這號人。

這么一來，就有了開頭那一出——1938年1月16日，發聲明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說穿了，這就是惱羞成怒之后，把腦袋埋進沙子里的鴕鳥做法。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這份聲明發出來的當口，日軍內部其實已經有人覺出不對勁了。

陸軍省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在日記里寫得挺明白：“拿下了南京，這不過是中國問題的開場白，真正的持久戰，今兒個才算剛開始。”

東京那邊總算是回過味兒來了：這一腳下去，是踢到了鐵板上。

1938年1月30日，參謀本部悄悄弄了個《戰爭指導計劃大綱草案》。

日軍終于認清了現實，準備把這仗分成三截來打：

第一階段（1938-1939）：別瞎折騰。

少打仗，多休整，先把華北、華東占下來的地盤消化消化。

第二階段（1939-1940）：去打武漢，把新弄出來的傀儡政權扶正。

第三階段（1941以后）：干瞪眼等著。

等國際形勢變天，等蘇聯那邊有動靜。

為了配合這個“持久戰”，日本還計劃在1940年把兵力擴充到六十個師團。

這算盤打得倒是精：既然一口吃不成個胖子，那就慢慢磨唄。

可問題是，這筆賬又算岔劈了。

因為這個“持久戰略”有個要命的前提：它假設中國軍隊會乖乖配合日軍的節奏，不會發起強力反攻。

日軍以為自己手里攥著遙控器，想暫停就暫停，想播放就播放。

可戰場這玩意兒，它不是單機游戲啊。

中國軍民的抵抗壓根沒因為南京丟了就停下來，反倒是那場大屠殺，把大伙兒的心徹底給激硬了。

國民政府發了個《告全國國民書》，說得明明白白：“最后決勝的關鍵…

就在全國的鄉村和老百姓那顆打不垮的心上。”

日軍原本想著“咱先別擴大戰面”，結果被戰場形勢拽著鼻子走，被迫提前一年就發起了武漢會戰。

從“速戰速決”的迷夢，到“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狂妄，再到“長期持久”的無奈。

日本人在南京這盤棋上，面子有了，地盤也有了，可那個最關鍵的戰略主動權，算是輸了個底掉。

那個騎在高頭大馬上耀武揚威的松井石根怕是做夢也沒想到，他踏進南京城的那一刻，壓根不是什么勝利的起點，而是日本帝國一腳踩進泥潭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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