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陳延年接替周恩來任廣東區(qū)委書記，實力超群

1927年，當陳延年收拾行囊離開廣東的時候，人們送了他一個響當當?shù)拿枴?兩廣王"。

這三個字聽著像是在說某個割據(jù)一方的軍閥，可實際上，這是對他帶隊能力最頂級的認可。

在這個名號背后，是他花了兩年多心血，硬生生砸出來的一個鐵桶般的組織——廣東區(qū)委，那是當時共產(chǎn)黨手里最硬的一張牌。

大伙兒翻看這段歷史，眼光總?cè)菀妆荒切狒[的大場面帶跑，像是甚至驚動了國外的省港大罷工。

可你要是換個腦子，用做生意管公司的眼光去瞅瞅，你會發(fā)現(xiàn)陳延年在廣東干的這攤子事，簡直就是一場標準的"企業(yè)重組"教學案例。

他剛接手那會兒，這地方亂得像鍋粥；等到他撒手走人時，這地方已經(jīng)運轉(zhuǎn)得像塊瑞士名表一樣精準了。

要說這場大變革的源頭，還得把日歷翻回到1923年4月，地點是莫斯科。

特維斯卡雅街53號，普希金廣場邊上，那是東方大學學生住的地方。

據(jù)老同學饒競?cè)夯貞洠愌幽昶匠Ｊ莻€悶葫蘆，半天崩不出個屁來。

可一旦聊起理論原則，這人立馬就跟換了魂似的。

為了掰扯清楚一個理兒，他能跟人爭得脖子粗臉紅，哪怕一步都不帶退的。

同學們看他那股子認死理的勁頭，跟列寧簡直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干脆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小列寧"。

這事兒可不是個笑話，它正好說明了陳延年后來辦事的風格：在規(guī)矩面前，從來沒有"大概齊"，只有"黑是黑，白是白"。

揣著這股子近乎潔癖的嚴謹勁兒，1924年10月，陳延年回國了。

擺在他面前的廣東，攤子可不好收拾。

那會兒的廣州，看著是革命的大本營，熱鬧非凡，可黨團組織的內(nèi)部卻是一筆糊涂賬。

怎么個糊涂法？

兩家人進了一家門。

譚平山一個人身兼二職，既管黨又管團。

團組織是掛牌公開的，黨里的事兒經(jīng)常得借著團的名義去辦。

這就導致兩邊人馬混著使，錢也混著花，團委的老大整天忙著黨務(wù)，本職工作反倒沒人理了。

這就好比一家剛起步的公司，CEO還得兼著跑銷售、管財務(wù)，連看大門的活兒都得搭把手，結(jié)果就是每個人都累得半死，正經(jīng)事卻沒干幾件。

瞅著這亂糟糟的局面，陳延年拍板做了第一個大決定：分家。

1924年10月，他腳跟還沒站穩(wěn)，就掏出團中央特派員的尚方寶劍，硬是要搞改革。

他心里的算盤打得賊精：黨走黨的路，團走團的道。

要是老這么纏在一起，誰也別想長大。

他召集大伙兒開了團廣東區(qū)委第26次常委會，緊接著就是大刀闊斧的整頓。

先把團廣州地委給撤了，廣州的一攤子事兒直接劃歸區(qū)委管。

更絕的是處理"人員擁堵"——把那些歲數(shù)大了、主要精力都在搞工農(nóng)運動的老團員，一股腦全"趕"到黨組織那邊去。

這一招看著像是把人往外推，其實是騰籠換鳥。

留下的全是年輕力壯的小伙子。

為了補充新鮮血液，他搞起了"學生運動委員會"，把外圍的"新學生社"也好好理了一遍。

效果那是立竿見影：僅1924年底這一個月功夫，就有30個新面孔加入了團組織。

兩家賬分清楚了，誰該干嘛心里都有數(shù)，效率蹭蹭往上漲。

但這僅僅是個熱身。

陳延年碰上的第二個大麻煩，是隊伍膨脹帶來的失控隱患。

國共一合作，形勢好得不得了。

入黨的人數(shù)跟坐火箭似的往上竄。

1925年1月，全國也就不到一千號黨員；到了6月，光廣東一地的黨員就從原來的183人暴漲到了400多。

人一多，心思就雜了。

想渾水摸魚的溜進來了，意志薄弱的開始打退堂鼓了。

在一個飛速擴張的團隊里，要是沒把鎖把門，散伙那是遲早的事。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陳延年搞出了一個在中共黨史上都有分量的舉動：安監(jiān)控。

賴玉潤后來回憶說，陳延年在搭廣東區(qū)委的班子時，特意設(shè)了個不一樣的部門——監(jiān)察委員會。

這可是中共歷史上最早盯著自己人的機構(gòu)之一。

林偉民、楊殷、梁桂華這幾位硬茬子坐鎮(zhèn)，后來楊匏安也加了進來。

在大家伙兒都熱血沸騰往前沖的時候，專門安排幾個人在后頭"挑刺兒"，這眼光確實毒辣。

陳延年的想法很直接：車要想跑得快，不光得有"油門"（組織部、宣傳部），還得有靈光的"剎車"（監(jiān)察委員會）。

沒剎車的跑車，飚得越歡，翻車越慘。

另一邊，他對區(qū)委各個部門的劃分也細致到了極點。

除了管材料、管人、管宣傳的老三樣，他還專門給工人、農(nóng)民、婦女、青年各設(shè)了一個部。

最讓人服氣的是，廣東區(qū)委搞出了"軍事部"和"農(nóng)民部"，這比黨中央設(shè)立同類部門的時間還要早一截。

這可不是為了多安排幾個官帽子，而是實打?qū)崪蕚涓烧痰摹?/p>

為了掩人耳目，門口掛的牌子上寫著"管東渠"——也就是"廣東區(qū)"的諧音。

就在這棟不起眼的小樓里，湊齊了一個豪華得嚇人的領(lǐng)導班子。

瞧瞧這名單：周恩來、張?zhí)住⑻K兆征、彭湃、鄧中夏、楊匏安、蔡暢、聶榮臻、惲代英…

這些人后來哪個不是響當當?shù)拇笕宋铮?/strong>

但在那會兒，他們都在陳延年的"管東渠"里老實干活。

這配置哪像個地方區(qū)委，簡直就是把中央局的頂配陣容給搬過來了。

架子搭好了，人也齊了，接下來的難題是怎么用好這幫人。

陳延年是安徽來的，可他在廣東面對的是一個講粵語、宗族勢力盤根錯節(jié)的地界。

外來的和尚經(jīng)念得再好，要是聽不懂當?shù)卦挘诓贿M那個圈子，也是白搭。

當時給宣傳部當秘書的羅明記得很清楚，陳延年在用人上出了一招特別接地氣的棋：本土化。

他的話很實在："本地干部知道地里的莊稼長啥樣，知道老百姓鍋里吃啥，嘴里說的話大家都聽得懂，好辦事。

這不光是嘴上說說。

他把土生土長的葉浩秀調(diào)來當秘書，饒君強去組織部當筆桿子，羅明去宣傳部。

他還定了個死規(guī)矩，各個部的秘書必須列席區(qū)黨委會議，擺明了就是要硬捧這批本地苗子。

一邊是五湖四海的精英，一邊重用本地的地頭蛇。

這種平衡術(shù)，讓廣東區(qū)委迅速在這個生地方扎下了根。

靠著這套嚴絲合縫的組織體系，陳延年的手伸得越來越長。

往東邊看，1925年3月，東征軍前腳剛打下潮汕，他后腳就帶著楊石魂、宋青殺到了。

在那兒，他把中共汕頭特別支部的旗子插了起來，那是潮汕頭一回有黨的組織。

往南邊瞧，派人漂洋過海去了海南島，把瓊崖地委給立了起來。

往西邊走，觸角伸進了廣西。

譚壽林那幫人被派去梧州、南寧。

等到1926年春夏之交，廣西那邊的黨團員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300多號人。

甚至連東南方向也沒放過，派羅善培等人去了福建廈門、漳州，搞出了個閩南特別委員會。

這是一張鋪天蓋地的大網(wǎng)。

到1926年底，廣東全省幾乎都有了黨的人，算上廣西、閩南、云南甚至南洋那一塊，都在這個"管東渠"的信號覆蓋范圍內(nèi)。

陳延年在這兒度過了他這輩子最耀眼的幾年。

1925年，周恩來帶兵東征去了，陳延年正式接把手當了廣東區(qū)委書記。

這會兒的廣東區(qū)委，已經(jīng)是全黨塊頭最大、分量最重的地方諸侯。

工農(nóng)運動之所以能在廣東搞得風生水起，省港大罷工之所以能扛那么久，靠的絕不是運氣好，而是陳延年打造的這臺精密、高效、令行禁止的機器。

大伙兒喊他"兩廣王"，不是因為他占了多少地盤，而是因為他手里攥著一張嚴密的組織網(wǎng)。

在那個亂世，誰把組織玩明白了，誰手里就有勁兒。

陳延年心里門兒清。

原則問題半步不能讓，組織隊伍一點不能散。

讓人心里堵得慌的是，1927年，他離開了這片灑滿心血的熱土。

而在他身后，那個跟他一塊在莫斯科吃苦求學的親弟弟陳喬年，也踏上了同一條不歸路。

哥倆在莫斯科一別，這輩子就再沒見過面。

可天各一方，他們都在用同一種法子，拼了命想用組織的力量，把那個破碎的中國重新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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