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繳獲電臺不會用，一名國軍俘虜選擇效力，新中國成立后授中將

1931年初春的贛南夜色寒涼，山谷間只有一支電筒在跳動。紅軍警衛班小心翼翼地抬著戰利品——一部落滿塵土的無線電臺，木箱外殼磕得坑坑洼洼，卻依舊沉得驚人。誰都清楚，倘若能讓它發聲，前線與中央的呼吸就能連在一起；可遺憾的是，紅軍沒人摸過這種“洋家伙”。

電臺放進指揮部不久，毛澤東與朱德查看了好幾遍線路圖，依舊皺著眉。此時參謀長郭化若收來一份俘虜名單，上面赫然寫著“吳人鑒，陸軍通信中尉”。大伙兒對視片刻，決定試一試運氣。于是，一間木屋里，一位二十出頭的瘦高個被帶到電臺前。郭化若開門見山：“會不會調通它？”年輕人沉默兩秒，“給我三天，若通不了，愿聽處置。”這句簡短回答改變了他的命運，也改寫了紅軍的通信史。

第三天拂曉，粗糙天線支在屋頂，耳機里傳出嘈雜的電流。吳人鑒反復撥動波段，突然一個短脈沖清晰擊中耳膜，隨之傳來對岸站臺的呼號。守在門外的警衛沖進去，“信號來了！”郭化若握緊拳頭，長舒一口氣。無線電在紅軍手里首次復活，這名前國軍俘虜當即被留用，改名“王諍”，象征重新立業、重新做人。

隨后幾個月，王諍幾乎沒離開過電臺。他拆開零件，靠手工繞線，用繳獲的銅絲與自行車輻條做天饋，再教戰士學電碼。密林宿營、稻田轉移，他總挎著那口鐵箱，頭頂汗水滴在電路板上。第二次反圍剿前夕，他截獲一封敵電，解析后發現是蔣介石主力的集結坐標。毛澤東聽完破譯內容，當即部署誘敵深入。戰后統計，敵軍兩個師全部覆沒，王諍的情報起到關鍵一擊。

長征開始，電臺只剩寥寥幾部。過草地時，雨水浸透機身，王諍背著近三十斤的設備還要趟沼澤。一次敵機投彈，他為護電臺壓在木箱上，爆炸氣浪把他震暈，兩晝夜后方才醒轉。醒來第一句話居然是：“線路燒沒燒？”那副近乎偏執的敬業，讓戰友心頭發酸。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延安中央決定擴建通訊網。苦于沒有備件，王諍帶學員在窯洞里自制電容、電阻，用玻璃瓶體、鋁箔紙拼裝振蕩器。有人打趣：“這哪是工廠，簡直是游擊手藝坊。”可正是這些“土電臺”，把敵后根據地與中央緊緊連起，將敵軍調動、戰略物資分布等情報源源不斷送往延安。

進入解放戰爭，通信任務陡增。三大戰役中，王諍帶領的作業隊日均發報量高達兩千五百組，最長連續值守四十八小時無差錯。東北、華北、西北的前方司令部，都要靠延安窯洞里那根微弱電波指揮千軍萬馬。毛澤東欣慰地說：“這條線，就是我們的動脈。”

1949年新中國成立，王諍被任命為中央軍委通信部部長。1955年授銜，他排在中將序列首位。授銜那天，他穿新軍裝依舊挺拔，卻把勛章輕輕合上，轉頭囑咐隨員：“別耽誤設備升級會議。”在他看來，將星閃耀不及晶體管閃爍重要。

時光推到1973年1月，西花廳燈光未滅。周總理攤開一張設計藍圖，問：“地球站，我們能自己干嗎？”王諍端詳片刻，回答干脆：“能！三年！”此時他已六十三歲，身患多種舊疾，卻依舊擠上火車，跑遍了長沙、成都、沈陽數十家電子廠。夜深人靜，他捧著原理圖研究到通宵，助手勸他休息，他揮揮手：“一天造不出衛星站，就不合眼。”

1975年12月，零下十幾度的北京西郊，大天線緩緩豎起。國產第一座衛星通信地球站宣告竣工，標志中國通信跨入微波—衛星時代。王諍捧著現場照片來到醫院，把成功消息告訴病榻上的周總理。總理微弱卻堅定地說：“好，你們做到了。”這是兩位老人最后一次握手。

1978年8月，王諍病逝，終年六十八歲。追悼會那天，綿綿秋雨中，數萬群眾自發前往八寶山送行。人們或許不知道，他曾是那名被“自愿留下”的國軍俘虜；但電波世界的每一次跳躍，都在替他作證——沒有他的選擇，就沒有后來貫穿山河的紅色呼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