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老干部被監護7年，家屬：再等等 ！期待國慶節到來，度日如年

1974年仲夏，北京的夜風依舊帶著塵土與梧桐香。伍修權坐在軍營深處昏黃的燈下，手里攥著幾張早已翻皺的報紙，他默默計算離下一個節日還有多少天。七年零兩個月的監護生活，讓時間變得黏稠，連秒針都像生了銹。

回到1949年，這位湖北新洲人正值壯年，41歲。新中國外交事業剛起步，伍修權被調往外交部主管蘇歐事務。多年游擊生涯練出的語言天賦與洞察力，讓他在莫斯科、布拉格之間周旋自如。1958年春，他調入中聯部出任副部長，隨即參與亞非拉反殖運動的聯絡工作，一干近十年。

命運拐點出現在1967年3月。大規模群眾運動推向高潮，北京衛戍區設立“學習班”集中收容“有問題”的干部。55歲的伍修權被戴上“里通外國”“反黨分子”等帽子，夜半匆匆帶走。那天清晨，他只來得及朝院子里怒放的海棠花看了一眼，便與外界隔絕。

初到軍營，生活近乎清苦。每天三頓窩頭稀粥，偶爾加一片咸菜，熱水要提前排號。十幾平方米的房間里擺著行軍床和一張掉漆的方桌。深夜里，老鼠在行李卷間穿梭，守衛兵腳步聲此起彼伏。他曾自嘲地對同屋人說：“在紅軍長征時吃過的苦，如今又復習一遍。”

專案組的審訊更像單向灌輸。問話者把結論寫好，再逼被審者承認。伍修權被反復追問“潛伏國民黨”“勾結蘇修”的情節。每當他說“請拿證據”，對方拍桌：“態度有問題，回去繼續檢查！”如此循環，精疲力竭。可他始終咬定原則，不亂認一句。

有意思的是，長期封閉也帶來一絲“安寧”。外頭的批斗聲、標語、群情洶涌，被厚厚磚墻隔絕。偶爾透過窗縫，他能看見天光變化，聽見不遠處訓練場的口號聲，那似乎提醒他：部隊的節奏仍在，國家機器仍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風向微變。衛戍區接到指示，提高關押人員生活標準，每人每日五角錢伙食，別小看這數字——伙食里終于有了肉片。更重要的是，此后每周都能摸到一份《人民日報》，只許在看守眼皮底下翻閱一小時，卻足以讓他重新捕捉外界脈動。

1972年春天，他第一次獲準會見家屬。闊別四年的妻子帶著兩名正在長身體的孩子，隔著長桌坐下。孩子怯生生喊了聲“爸爸”，讓他幾乎失聲。告別時，他輕聲叮囑：“別擔心，爸爸能熬過去。”妻子含淚點頭：“再等等，一定會有好消息。”短短十分鐘，卻成了此后許多個不眠之夜的支撐。

進入1974年，形勢愈加松動。從六月起，《解放軍報》陸續刊出“落實政策”消息，一批老將領亮相。八一前后，楊成武、呂正操等人先后復出。伍修權在報紙上看到熟悉名字，心中既欣慰又焦急。戰友們回到了各自崗位，他卻仍在高墻之內。家屬來信寥寥幾句：再等等，也許國慶就是轉機。

于是，一場漫長的倒計時開始。每天清晨，他在營房小窗前用粉筆劃一道，算計著節日的腳步。他甚至回憶起往年國慶的禮炮聲，那是他在天安門城樓下參加慶典時的記憶，如今卻成了遙遠的回聲。

距離十月一日還有三天，營區異常安靜，既未傳來批斗口號，也沒見審訊通知。他隱約覺得事情要變，但又怕落空。9月28日清晨，值班員敲門：“伍修權，收拾東西，準備轉移。”他一愣，“真的輪到我了？”對方悶聲回答：“命令已下。”那一瞬間，他拍了拍暗紅色的木箱，仿佛在確認這不是幻覺。

出門時，北京初秋的陽光刺得眼睛生疼。他被護送到位于西城的一處招待所，遞上臨時證件和三天的路費。文件寫得簡短：“解除監護，回原單位聽候分配。”這八個字，字字千斤。

回家的那一晚，小院的燈光透過窗子飄到胡同中央。妻子端著熱氣騰騰的面條迎出來，聲音抖得厲害：“回來了就好！”鄰里鄉親不敢多言，只遠遠點頭，他卻從那安靜的目光里讀出了久違的溫暖。

隨后，中聯部通知他到位于釣魚臺的臨時辦公室報到。內部整理的卷宗摞成小山，等待復查的涉外檔案更是堆滿倉庫。組里缺人，他被委以重任。從新上班第一天起，伍修權便拎著厚厚文件袋埋頭整理，仿佛要追回失去的七年。有人問他是否要請假休養，他擺擺手：“讓腦子先轉起來，比吃藥頂用。”

值得一提的是，他雖然行事低調，卻對不公從不妥協。1975年，他向上級寫信，反映部分外事干部被錯劃為“里通外國”的問題，建議迅速平反。信件幾經流轉，總算讓更多人重返崗位。昔日同事感慨：“老伍是拿自己的遭遇換來大家的清白。”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撥亂反正深入推進。伍修權被推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又擔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協副會長。彼時他已年近七旬，仍奔波于各國之間。法國前總理德斯坦訪華時見到他，笑言：“伍先生，我們又是同行了。”一句寒暄，道出二十年前的莫斯科記憶，也映射出歷史的轉折。

如果說七年監護帶來的最大變化，那便是他的寫作沖動。1980年代，他撰寫《我的外交觀察》《回憶與思考》，把親歷的列寧格勒圍城、雅爾塔會議內幕，從容擺到紙上。外界以為那只是老干部晚年回憶，他卻在序言里點出用意——“為后來者做一份參考”。

1984年10月1日，首都群眾慶祝國慶三十五周年。已經76歲的伍修權應邀登上觀禮臺，禮炮聲再度震響長空。他低頭看看寬闊的長安街，想到十年前自己在軍營小窗下的倒計時，不禁輕聲感嘆：“人間事，大抵如此。”聲音很輕，淹沒在禮樂與人潮中，沒有人聽見。

此后，他在對外友協、全國人大等崗位繼續工作，直至1997年逝世，享年89歲。晚年回顧一生，朋友問他如何看那段被監護的歲月，他答得平靜：“潮起潮落，個人命運與時代脈動相連。能活著回來，再做一點事情，已經不易。”這一句話，勝過千言。

從1967年被帶走，到1974年9月28日獲釋，七年監護的終點在國慶節前夕戛然而止。伍修權靠著對節日的樸素期待，熬過日復一日的等待，最終迎來曙光。那張被汗水浸濕的倒計時墻面，或許早已粉刷一新，但在很多老干部的記憶中，依舊留存著他用粉筆劃出的無數道白痕。那些痕跡提醒人們：歷史從不平坦，卻總在曲折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