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嶺坑道唯一女兵，26年后在紐約餐館，被當年美軍戰俘一眼認出

一九七九年初秋的黃昏，曼哈頓第五大道燈火閃耀。南京市政府出差團成員劉祿曾推開一家意式餐館的旋轉門，還沒等落座，一個滿頭銀發的男士突然起身，激動地低聲喊出中文：“劉小姐？！”這一聲呼喚，將她的思緒拉回二十六年前那段硝煙彌漫的冬夜。

一九五零年十月，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時年二十二歲的劉祿曾剛從東吳大學法律系休學報國，帶著上乘的英語水平，被第九兵團政治部敵工科留用。她的行囊里只有兩套軍裝、一把手風琴、一冊中英文對照的《論語》，以及母親叮囑她“多讀書，心才不會怕”的手寫條幅。

初到朝鮮，志愿軍隨隊翻譯的生活遠比課本上的法典枯燥與殘酷不知多少倍。美機的吼聲在頭頂盤旋，炸彈將白雪翻成焦土。她第一次見到被炸斷手臂的通訊兵時，胃里翻騰。可在戰友短促的“別怕”里，她咬牙咽下眼淚，迅速投入審訊與宣教工作。

審訊室常設在半山腰的窄洞里，火烤泥墻散發出潮味。面對一名少校飛行員，劉祿曾并未“板起臉”。她遞上一支掐了過濾嘴的香煙，用近乎家常的口吻聊起紐約百老匯。“你們也聽周末爵士樂？”對方怔住，片刻后吐露出機場架機輪換表。情報送達兵團指揮所，僅七小時后炮火精準覆蓋。

轉年春季，她開始嘗試廣播心理戰。磁帶播放的是她柔和的英音：“中國軍人尊重生命，你們的家在遠方。”她還用上海口音英文朗讀幾封美軍寄不出的家書，再對照俘虜在志愿軍病房中接受治療的照片。有意思的是，次夜敵軍陣地里哨聲雜亂，三名士兵摸黑投降。

一九五二年十月，上甘嶺鏖戰爆發。坑道狹窄，地表平均每小時挨兩百發炮彈，男兵更換防毒面具都嫌麻煩，可劉祿曾卻主動請纓抵近前沿。政治部起初猶豫，最終還是批準。她背著擴音器跟隨運輸班員穿越夜色，腳下的石礫在碎炮片間發燙。

坑道最深處距敵前沿只有二百米，空氣混雜火藥與血腥。她用鐵絲固定長波收音機，調到美國短波電臺，再隨手撥響手風琴。連續數日，擴音器里傳出輕柔歌聲與“停火談判已在板門店進行”的最新進展。志愿軍傷員在爆震間握拳默唱，敵軍一側卻出現一條白布。后來統計，四十余名美軍士兵通過這條溝道舉手走來，其中就有餐館里的那個伯特納。

彼時伯特納不過二十五歲。審訊時，他抱怨自己“只是西弗吉尼亞的礦工子弟”。劉祿曾遞上熱水：“戰爭結束后，你依然能回礦區，也許還會開家小餐館。”這句話被記錄員聽見，覺得稀奇，卻沒想到真會成真。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戰協定簽字。板門店上空陰雨綿密。劉祿曾用英文宣讀《戰俘遣返公告》，隨后對擴音器說：“戰爭到此為止，讓活著的人回家。”這句話沒有技巧，卻在坑道回蕩。戰士們說，那天炮聲聽起來都像是遠了。

回國后，她被調至南京外事科。翻譯、接待、審證，日程排得滿滿。多年間，那段戰地記憶像被翻頁的舊書，一直沒徹底合上。直到一九七九年，她隨旅游考察團赴美。

再回曼哈頓的餐桌。伯特納此刻已是餐館老板，體重至少比當年多了二十公斤。兩人短暫寒暄。伯特納將店里最好的托斯卡納紅葡萄酒擺到桌上，說：“那時你告訴我，人可以選擇善良。現在輪到我請你吃頓飯。”這段對話，成為在場華僑口口相傳的逸事。

劉祿曾并未久留，工作行程不允。離開時，她把餐巾疊成信封模樣塞進手包，寫了八個字：“勿忘此夜，共守和平”。飛機起飛前，她透過舷窗望見自由女神像的火炬，燈焰與二十六年前一枚降落傘的信號彈相互重疊，彼此沉默。

劉祿曾后來回憶，上甘嶺坑道的夜和紐約的夜同樣喧囂，不同的是前者有炮彈，后者有車流。兩種聲音都提醒人們，和平其實很脆弱，需要被看護。如今她已離休多年，當年戰地的筆記依舊整齊地放在抽屜里。紙張泛黃，字跡依稀可見，卻足以證明一個普通中國姑娘在國家需要時的挺身而出，以及由此點燃的跨越半個世紀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