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少將逃亡臺灣途中被俘，笑著和老同學打招呼：我是中央軍委的

1946年仲夏，成都春熙路的一家小咖啡館里，燈光昏黃。穿著筆挺藍呢西裝的李長亨把一卷香煙悄悄塞進桌角暗格，那里面裹著剛從中統檔案室抄出的名單。隔著窗，他看見街對面巡邏的憲兵，心跳卻并未加速。從十八歲那年埋頭學聯宣傳起，他就明白，地下斗爭比槍林彈雨更要冷靜。

李長亨1915年生于四川安岳，兄長早年從事學生運動，他在講義堂后排聽多了進步言論，很快與同學周俊烈結識。1936年冬，兩人一起去了延安，改名“李唯平”，在抗大短訓時埋頭苦學。半年后，中央南方局要他以“李碧光”的身份返回四川。他想上前線，卻沒有猶豫，“服從”一詞他記得最牢。

返鄉后，他先在縣立高小混了個校務主任，表面教書，暗里拉線。可沒多久，地方保警開始盯梢，他干脆南下成都。一次飯局，他借著撮合相親的名義，與兩位三青團干事同桌，話鋒一轉，便主動透露自己“愿為黨國效命”。對方眼睛一亮，幾周后，一紙介紹信把他送進成都中央軍校政治研究班。

奇妙的是，黨組織不但默許他加幫結社，還時常叮囑：“刀尖上跳舞，心底要干凈。”李長亨牢記。政研班畢業，他順勢進入中統第三期訓練班，在軍統和中統之間周旋。兩邊互相掣肘，他卻左右逢源：今天給軍統抄寫簡報，明天把復寫底稿交給地下交通員。靠這一手，他換來了中統“可靠干才”的評價。

1947年春，成都、重慶大逮捕風聲鶴唳。李長亨坐在機要室，手里那份“抓捕要犯名單”像烙鐵一樣燙，他咬牙把半數名字劃掉，另一半硬生生背了下來，深夜交給接頭員。次晨搜捕開始，多名骨干得以提前轉移，這一役讓他在情報戰史上占了濃墨一筆。

戰場形勢急劇逆轉。1948年底，李長亨被召到南京。那時的國民黨部隊潰不成軍，誰都怕帶兵，他卻主動領命出任45軍312師副師長。外人以為他是求升遷，只有極少數人知道，他另有使命：削弱戒備，為解放軍渡江鋪路。于是便有了招募新兵不及訓練、火炮散件缺失、電臺頻段混亂等“低級紕漏”，都被他裝作無意辦成。

1949年4月，東風吹拂，百萬雄師橫江而下。45軍先是97師起義，緊跟著102師、312師被打得七零八落，一路向南狂奔。李長亨的算盤是混到臺灣再作長謀，可俗話說“船到江心補漏遲”。4月末，他在寧杭公路口被華東野戰軍的一個營切斷退路，最終束手就擒。

俘虜隊伍里，李長亨不慌不忙，目光在人群中搜索。忽然，他看見一個熟悉的背影——八十八師補訓團長錢申夫。兩人曾同住窯洞，如今一身解放軍軍服、一身國軍將官呢子大檐帽，尷尬又親切。李長亨快走幾步，壓低嗓音：“老錢，是我，中央軍委的人。”錢申夫愣住，一時沒想起那段延安舊事。李又補一句暗號，兩人交換了一個眼神，才算對上號。

此后事情發展很快。錢申夫連夜向三野前委轉報，電報發京師。四十八小時后，中央軍委回電：“速送李長亨北平。”原本謹慎的戰俘審查，因這紙電報戛然而止。至此，長達十三年的潛伏生涯宣告結束。

潛伏不是電影鏡頭里夸張的藏匿與槍聲，它更像每日重復的麻木生活：穿幫會長衫，打酒樓交際，隔三岔五寫“忠黨愛國”文章，同時在蛋糕夾層里藏微縮膠卷。李長亨做慣了這種雙面人，連妻子趙蜀芳也只當丈夫是能干的中統干部，直到1950年新政府統一登記，她才知道自己嫁了個共產黨。

他留下的手稿原本很完整，可在動蕩中毀去大半，現在能見的照片只有兩張，還是洗印模糊的半身像。檔案專家感慨，許多細節已無法考證；但有一點毋庸置疑——從川西小鎮的中學生，到國軍少將，再到中央軍委特別召回人員，這條曲折的暗流，為勝利節約了無數時間與生命。

1956年，他被安排到國防部情報部門，繼續低調做事。有人問他最危險的一刻，他笑答：“危險？那次在前線被俘，正好省了船票去臺灣。”爽朗一句，把濃墨重彩的風浪輕描淡寫。

歷史書往往記錄戰役的炮火與旗幟，卻很少寫到這些背影連著后方補給線般的無聲功勛。李長亨的故事提醒人們：一場勝利不只來自正面沖鋒，還有暗夜燈下的針線活。沒有那成百上千個像他一樣在敵營里操刀的人，渡江不會那么順暢，南京也不會那么快城頭變幻。

他曾自嘲：“用過這么多名字，還是喜歡‘黎強’。董老起的，好記，也算對得起這條命。”如今再提“黎強”，知道的人不多了；可在一份份已解密的情報歸檔表上，“供者：黎強”依然醒目，那是硝煙散盡后最硬朗的落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