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女少尉王慶蓮晚年稱：共產黨養我31年，我從內心里感激共產黨

一九七八年深秋，杭州的冷雨剛停，五十歲的王慶蓮在縣城干部宿舍收到了一紙通知：有關她“歷史問題”的復查結論已經作出——撤銷原有的“反革命”結論，恢復名譽。屋子里陳設簡陋，燈泡忽明忽暗，她盯著那張薄薄的文件愣了許久，像忽然從漫長的灰暗日子里被拉回陽光下。多年以后回想，她說：“那天我才真正覺得，命運的車輪拐彎了。”

王慶蓮生于一九二八年四月，浙江江山。父親早逝、家境貧寒，是抗戰把她推上了另一條路。日軍入江山時，村口的房子被燒成焦黑，母女倆靠糠菜度日。饑荒、戰火，看不見盡頭。十四歲的她正在鄉學念書，母親聽說“中央軍校招生考試包吃包住還給薪水”，一咬牙替女兒遞了報名表。她后來才知道，那支隊伍就是國民黨軍統的招募小組。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名江山子弟被挑選北上；其中僅有四名女生，王慶蓮是最小的一個。到達陪都重慶時，她才發現所謂“軍校”是軍統局本部譯電科的臨時培訓班——十幾天打基礎，熟背莫爾斯電碼，剩下全靠邊干邊學。考核通過后，她被發了一套淺藍旗袍，卻被明確告誡：“穿便衣，別顯眼，更別化妝。”對一個愛美的十五歲姑娘而言，這條紀律像無形的鎖，可她也看得出，保密是這支機構的命脈。

譯電科辦公地點設在磁器口一處不起眼的印刷廠，門口只有一塊寫著“民生紙品社”的木牌。年輕譯電員們坐在嘈雜的鉛字機旁，一行行抄錄、套打密本，再把密碼本送上層。王慶蓮回憶：“紙張上滿是油墨味，一不留神就把自己弄成‘大花臉’。”可她知道，每一頁代碼都對應著戰場上的生死。半年后，她被調回本部，領到準尉銜，薪餉卻按少尉發，算是一份天大的好差事；在物資緊俏的重慶，能吃到白米飯已經足夠讓人嫉妒。

有意思的是，局里幾乎清一色“江山幫”。戴笠、毛人鳳，乃至譯電科四個股長，全是同鄉。辦公室里大家說方言，外人一句也聽不懂，這層天然屏障讓情報泄露風險驟降。可內部的戒律也翻倍嚴格：不準擅自外出舞廳、不準戀愛、不準透露身份。偏偏王慶蓮活潑好動，喜歡跳舞。每逢夜幕低垂，她套件便裝悄悄溜進山城的小舞廳，步子飛快，心里卻打鼓。一次被同事撞見，對方低聲提點：“再被逮住，可不是關幾天渣滓洞那么簡單。”她笑嘻嘻答：“兵來將擋嘛。”

一九四六年八月，她突然遞了長假條——原因簡單卻也微妙：與頂頭上司姜毅英發生沖突。姜在軍統以雷厲風行著稱，對下屬衣飾都要管，曾因為王慶蓮偷偷抹口紅，直接記大過。矛盾累積，終致告別。此后她回鄉探母，輾轉在家鄉辦事處混日子。三年后，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老部隊催她去臺灣，她的回答干脆：“我媽在這，我不走。”這一留，命運巨變。

一九四九至七十年代的政治風浪中，王慶蓮被貼上“黑五類”標簽。街頭批斗，她被推上臺，要求交代在軍統“殺人放火”的罪行；她抬頭望著臺下的鄉親，嗓音嘶啞：“沒殺過人，只打過電報。”沒人信。丈夫汪含芳——同為江山人、黃埔軍校出身——也難保自己，兩人困守鄉間，一度以編草帽換糧。多年后追憶這段經歷，她淡淡一句：“活著就是勝利。”

轉機出現在一九七九年初。中央文件明確：對歷史問題重新甄別。六月，汪含芳平反，分配到塘棲飲服公司下屬冰棍廠當倉庫管理員。年底，王慶蓮亦被落實政策；鄉下“務農”二十三年全算工齡，退休金三十九元，別小看這數字，當時能維持一家溫飽。朋友半開玩笑：“真成了國家養的人。”她擺手：“養我？是國家還我一筆賬。”

二〇一二年早春，杭州一所老年公寓迎來幾位采訪者。頭發花白的王慶蓮穿著素色毛衣，臉上隱見當年少女的清秀。有人問她，對往事還記恨嗎？她慢悠悠倒茶，想了想，說：“話得兩頭說。軍統給了我年輕時的飯碗，但新政府讓我安度晚年。算下來，‘共產黨養我三十一年’，夠意思。”

“那三十一年有虧欠感嗎？”記者追問。她干脆：“感激是真心的，把話寫進去沒關系。”

身世坎坷，使她對家庭格外柔軟。她曾悄悄問最小的兒子：“媽媽那些年管不了你，你怪不怪？”孩子當時不過十二歲，抬頭笑了笑：“不怪。”一句輕輕的話，比任何評語都重。王慶蓮說，那天感覺胸口一塊大石落地，“人活到老，不就求個心安。”

值得一提的是，王慶蓮的檔案里，軍統時期的電文、工號、待遇記錄依舊保留。研究者翻看后發現，她確實從未被派外勤，主要任務是校對密碼、打印密本，偶有轉譯東北、華南的戰場情報。所謂“最后的女特務”一說，更多是媒體話題。她本人對此淡淡一笑：“叫法而已，能吃飽穿暖才是真的。”

晚年生活極為樸素。退休金漲過幾次，她仍堅持用舊毛衣，午后背著雙手在公寓小徑晃悠，偶爾哼一段三零年代的中外舞曲。鄰居好奇，她便講幾段在山城舞廳偷舞的逸事，末了補一句：“年輕啊，攔不住的。”

對于戴笠與毛人鳳，她從不愿多談，只評一句：“那是另外一個時代的人和事。”提到譯電科的同鄉，同事大多散落臺灣或北美，她手里還有幾張泛黃合影——中山裝的男青年、淡色旗袍的女孩，笑容拘謹。照片背面，她用鉛筆記著年月，下面畫兩朵山茶花，再沒有更多說明。

二〇二〇年，王慶蓮九十二歲，在醫院靜靜離世。遺物中，一本自制的小冊子最引人注意：第一頁寫著“記年譜”，第二頁用紅筆劃一句話——“生也在風口，死亦隨風止。感恩而去。”簡單八個字，留給后人廣闊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