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涉外法治建設的跨越式發展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將涉外法治建設工作置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要位置，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地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戰略高度作出的重要部署。“十四五”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涉外法治建設作出指示，從“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頂層設計，到“綜合利用立法、執法、司法等手段開展斗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的實踐指引，再到“建設同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要求相適應的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為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營造有利法治條件和外部環境”核心任務。我國涉外法治建設始終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錨定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目標，直面國際規則重構、單邊制裁施壓等多重挑戰，通過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服務的協同發力，取得了從“體系構建”到“效能提升”的跨越式發展。

　　完善涉外立法

　　支撐高水平對外開放

　　“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在全球經貿規則重構與數字主權博弈交織的背景下，“十四五”時期我國實現了從碎片化治理到體系化建構、從框架性規范到精細化補位的雙重突破，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筑牢了規則根基。

　　一是涉外法律法規的體系化完善。截至2024年12月31日，我國已形成以《對外關系法》為基礎、54 部專門性涉外法律、153 部含涉外條款法律、近 90 部專門性涉外行政法規及大量地方性法規為支撐的多層級規范體系，實現了法律法規對涉外領域的全覆蓋。

　　二是涉外經貿類立法精準發力?！笆奈濉逼陂g，我國高效推進《關稅法》《反外國制裁法》《反洗錢法》《稀土管理條例》《貨物進出口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制定修訂工作，既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又堅守國家主權與發展利益的底線，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續提升。

　　三是涉外法律法規配套制度細化落地。針對數據安全、跨境司法協助、涉外民商事糾紛解決、知識產權跨境保護等具體領域出臺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配套規則。例如，進一步完善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細則，明確評估范圍、流程與責任認定標準，有效引導市場主體合規開展跨境經貿活動，厘清涉外法律行為的權利邊界與責任范圍，為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實踐準則”。

　　優化涉外執法

　　破解經濟制裁和技術封鎖

　　面對美歐經濟制裁與技術封鎖的雙重擠壓，“十四五”時期我國深化跨境協作機制，反制性執法、跨國犯罪治理等成效顯著，彰顯了我國運用法治手段應對外部風險挑戰，捍衛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堅定立場。

　　一是反制性涉外執法筑牢法治屏障。近年來，我國日益強調執法行動須明確執法依據、執法權限、執法內容和執法程序，如海關依據《出口管制法》《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對出口違法行為開展行政調查和行政處罰。行政機關通過《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等拓展中國法域外適用空間，在芯片、稀土、大豆等中美博弈的關鍵時機精準出手反制裁行動，“以法斗法”為中美經貿談判創造條件，切實捍衛了國家核心利益。

　　二是涉外執法主動性與協作性顯著增強。我國已構建起涵蓋經貿、刑事、國家安全等領域的涉外執法體系。在經貿領域，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域外執法主動性增強，商務部、市場監管總局等先后審查多起境外并購活動，并對英偉達、杜邦、谷歌、長和等公司啟動反壟斷調查。在刑事領域，跨國犯罪治理協作機制不斷健全，力度不斷增強，如中緬雙方首次在緬甸仰光、曼德勒等地聯合開展打擊行動，抓獲20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頭目和骨干，有效維護了全球法治秩序與公共安全。

　　創新涉外司法機制

　　護航“一帶一路”

　　面對全球司法競爭碎片化與跨境糾紛復雜化的現實挑戰，“十四五”時期中國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完善司法協助網絡，以國際商事法庭建設提升裁判公信力，創設多項跨境爭端解決規則，提升涉外司法治理效能。

　　一是涉外司法協助機制日益完善。我國已簽署91個司法協助條約、19個移管被判刑人條約，構建起多層次、廣覆蓋的合作網絡；五年來共辦理司法協助案件1.6萬多件，既彰顯了我國司法主權的獨立行使，也印證了國際司法合作的實踐成效。檢察機關通過與周邊國家的信息共享和案件協作，有效打擊跨境腐敗、跨境詐騙、涉外黑社會組織犯罪等各類案件，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突破了跨境司法協助的壁壘，如中新兩國法院依據備忘錄開展跨境法律查明以及商事判決的承認，為全球商事爭端解決提供了“中國方案”。

　　二是涉外司法質效顯著提升。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方法院均設立了國際商事法庭，聚焦“一帶一路”建設等倡議，審結了一批具有規則創制意義的典型案件。如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首次以民事判決的形式明確備用信用證的法律適用規則，填補了有關備用信用證的立法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多批次發布涉“一帶一路”、外國法查明和適用、涉外商事海事調解典型案例，有力指導了涉外司法審判工作。

　　提質涉外法律服務

　　保障“出海”權益

　　順應全球法律市場由西方壟斷向多極演進、我國企業加速“出?！钡内厔?，“十四五”時期我國以仲裁調解機制接軌國際、律師服務網絡全球拓展為抓手，實現了國家軟實力與海外權益保障的同步提升。

　　一是加快涉外法律服務國際化布局。“十四五”時期，我國加快培育中國特色的國際一流仲裁機構、律師事務所，支持組建“一帶一路”法律服務聯盟。以仲裁為例，五年來辦理涉外仲裁案件1.6萬件，標的額達到7300億元，其中2024年受理4400多件、標的額近2000億元，較2020年分別增長了100%和136%。2022 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及海南啟動國際商事仲裁中心試點后，成效與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據國際仲裁權威評估機構2025年調查報告，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同年躋身全球最受歡迎仲裁地前十。我國牽頭設立的國際調解院作為國際法治領域的標志性制度創新，于2025年10月20日在香港揭牌運營，不僅填補了國際調解領域的機制性空白，更成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法治公共產品。

　　二是提升涉外法律服務人才的專業性。加強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建立國家級涉外法治人才協同培養平臺51家、涉外法治研究平臺16家，依托重點法學院校開展“訂單式”人才培養，在部分高校實施涉外律師和國際仲裁法律碩士研究生項目，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復合型、實踐型法治人才，為涉外法律服務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核心的人才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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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3VHQ008）階段性成果。作者寧宇，廣州大學海上絲綢之路重點實驗室特聘研究員。內容來自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免責聲明：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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