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年趙恒惕被唐生智趕下臺，最后去往臺灣，受到蔣氏父子優待

一九二五年冬末，長沙西長街的紙燈被冷雨打得東倒西歪，城防營值夜的哨兵卻還在抱怨軍餉兩月未發。對趙恒惕而言，這不是新鮮事，而是一聲刺耳的警鐘。自他一九二一年接替張敬堯以來，最擔心的正是錢糧斷檔——在民國軍政棋局中，沒有銀元，一切雄心都只剩空殼。

趙恒惕早年出身淮系，受北洋編制熏陶，官場手腕可圈可點。他到湖南后刻意淡化個人軍閥色彩，提出“聯省自治”“中立自保”，想將湘省拉出南北混戰的泥潭。很多地方士紳對這番話并不反感，畢竟誰都厭倦了炮聲。然而，要平衡京津的吳佩孚與南方的孫傳芳，再兼顧日益高漲的民眾思潮，技巧再高也敵不過現實：財政空虛。

為了穩住軍心，他在長沙練兵場頻頻檢閱，連同鄉報都夸他“治軍嚴明”。可賬本不會說謊，士兵每月三塊大洋的津貼屢屢拖欠，哨所里時常傳來竊竊私語：“還不給錢，不如投唐司令。”這句話像針一樣扎進趙恒惕的耳朵。

唐生智此時在衡陽，名義上不過第六師師長，卻已暗中成了“湘南土皇帝”。唐家人丁興旺，又善營商；衡陽煙葉、錫礦利潤豐厚，他抓稅務、辦工廠，金流嘩啦啦進賬。有意思的是，廣西的新桂系也瞄準了這位同齡人，李宗仁不聲不響送來一筆銀元，還派參謀團授意“君可自強，更上層樓”。唐生智心領神會，開始謀劃取湘。

湘南旗號簡單卻管用——“湖南事湖南人自己擺平”。在講究鄉土血緣的本地社會，這八個字比任何政治綱領都直白。長沙學聯、湘鄉會館的紳士們暗暗附和；一部分舊軍官、退伍兵也循著餉銀流向衡陽。趙恒惕內線日夜催款，庫房卻只剩破舊現洋和皺巴巴的公債券，他的防線因此千瘡百孔。

進入一九二六年二月，北伐軍已在韶關集結，北面閻錫山與馮玉祥糾纏不休，時局更顯詭譎。唐生智認定“此刻不動，良機即逝”，于是南軍北上。三月初三，第一道急電沖進督軍署，“唐部已抵耒陽”，趙恒惕臉色鐵青，只留下短促吩咐：“整備退路”。幕僚卻嘀咕：“主座，長沙怕是守不住了。”

對峙僅持續半月不到。趙恒惕手中數個團兵餉久缺，士氣跌谷底；唐部節節推進，還配合工會學生在城內呼號。三月十八日清晨，趙恒惕乘火車南下株洲，再轉漢口船離開湖南，夜色中沒回頭。第二天，他在武昌發出電文，宣布“為湘省和平，茲即辭職”，北洋系在湖南最后的旗幟悄然降下。

“別怪我，國將不國，各自為安。”幾個月后，唐生智在一次筵席上低聲對舊同僚如此解釋。這兩句對話后來被記進了《唐公年譜》，也讓外界瞥見軍閥世界的寒涼。事實上，他接手省政后不過半年，就迎來了蔣介石北伐軍的急行軍，被迫向國民革命軍低頭，宣誓“服從國民政府命令”。時代潮水，誰能獨善其身？

趙恒惕則一路輾轉上海、南京，最終在一九三七年前往香港，躲過了抗戰初期的風雨。四九年夏天，他隨國民政府遷臺，時年六十六歲。巧的是，蔣介石對這位舊北洋督軍并無舊怨，反而念他曾在二十年代暗助過“以湘定國”的設想，加之宋子文曾為其經辦保安借款，雙方有了“薄情誼”。蔣經國更把他請到陽明山官邸吃飯，敬稱“趙老”。有臺灣記者問他對湖南舊事何感想，他只是搖頭：“亂世上臺快，下臺更快。”

在臺二十余年，他擔任國策顧問，偶爾寫回憶錄，字里行間強調“省自治”的理想。史學界爭議不少：有人說他騎墻左右，亦有人肯定其施政比張敬堯溫和。不可否認的是，湖南近代教育、交通格局多由他奠基，長沙至衡陽的省道就是當年撥款修成的。若無連年戰火，那條路原本可以通到桂林與粵北，成為湘南經濟大動脈。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臺北天氣轉涼。趙恒惕在醫院安靜離世，享年九十一。蔣經國前來吊唁，挽聯寫著八字：“砥柱清湘，老成謀國”。或許這八字難言完全恰當，卻概括了他半生走走停停的軌跡：從北洋遺臣，到湖南實權者，再到臺島客座長者，他本人言行間的“中庸”和“自保”始終未改。

民國的棋盤翻覆迅疾，趙恒惕被趕走時驚鴻一瞥，唐生智上臺的風光也轉瞬即逝。湖南這方山水見慣了割據更替，卻把他們的姓名一并記在史冊。不論褒貶，那些年留下的經濟賬、兵餉賬、血汗賬，都在泛黃檔案里清清楚楚。歷史并不和誰講情面，只把數字和結果留給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