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誰最受尊敬？陳賡說：此人是我們所有人心目中的大哥

1925年春末，珠江口的江風帶著咸味吹進長洲島。操場上一陣急促的哨聲剛落，新兵們還在喘氣，隊列卻已如尺劃。擔任總隊長的嚴立三立在草坪中央，衣襟被汗水浸出深色，卻不改方正的軍禮。身旁一名學員小聲感嘆：“跟著嚴隊長，再苦也認了。”這句竊語被陳賡聽見，他后來回憶時說：“在黃埔，能讓所有人佩服的，只有嚴立三，大家都把他當大哥。”

黃埔一期、二期學生里不乏未來叱咤風云的將帥：葉劍英謀劃深沉，胡宗南驍勇善戰，孫立人槍法精準，可一提到“最受尊敬”，目光卻不約而同落在那個外表清癯的湖北人身上。原因并不復雜——嚴立三身上有股子難得的純粹：對學生絕對公允，對教學近乎苛刻，對自己則嚴到刻薄。

早在黃埔建校前，嚴立三就已歷經北洋軍旅、湖北都督府、北京陸軍講武堂的打磨。1892年出生的他，受父訓“位卑未敢忘憂國”深刻入骨，行事從不茍且。16歲考入安徽陸軍小學，隨后投筆從戎，奔走各地軍政學府。此人不是“學院派”的書生，而是一位把課堂與戰場打通的行動者。每一堂課，他都要親自示范；每一次沙盤推演，他都要帶隊到山間實地行軍。有學生說，嚴格程度堪比“用放大鏡挑毛病”。

這種認真換來的是普遍的信服。老蔣曾在點名冊上逐條劃看學員背景，常把浙江子弟按在第一排。而嚴立三卻堅持“兵無貴賤、只論本事”。湖南籍的陳賡、江西來的蔣先云、乃至貧苦出身的聶榮臻，都在嚴立三那里獲得同樣的指導。有人暗自揣測，這樣做是否會觸怒校長。嚴立三只是淡淡一句：“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不是結黨營私。”這話傳了出去，學員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嚴立三之所以能在黃埔屹立不倒，還在于他對自己更為苛刻。一次山地夜行，他先讓學員編隊前進，自己走在最后，提著馬燈，逐個檢查背囊。陳賡的炊具略顯油污，被他當場訓斥：“行軍靠的是紀律，細節里就能看出勝敗。”眾人心驚，卻又心安，因為被批也意味著被重視。

北伐初起，黃埔學生剛被編入第一軍，火車還沒駛遠，廣州街頭便流傳著“嚴師率鐵軍”的說法。武昌城下，一支臨時拼湊的團陣腳將亂，嚴立三翻身上馬沖到最前線，摘下馬刀，直指城墻：“先上去者獎百元！”他自己當先攀爬。不消一刻，黃旗在城頭獵獵作響。戰后，整個東路軍都服氣地認定：這位師長不只是講得好，更是真打得硬。

然而北伐勝利在望時，政治風云突變。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槍聲傳到武漢時，嚴立三剛赴總部開會。有人勸他“靠過去”，他冷冷回答：“槍口對著同胞，我做不到。”隨后請辭職務，掛印而去。那一年，他才三十五歲，前程正盛，卻選擇隱身山林。

1930年代，他的行蹤成了謎。有人在廬山道觀見他青布袍拂塵而行，也有人在揚子江畔聽聞他講《大學》與《孫子》。報紙稱他、石瑛、張難先為“湖北三怪杰”，言語里半是惋惜半是嘲諷。可戰事接踵而至，滿目瘡痍讓這些閑言碎語顯得蒼白。盧溝橋事發，華北烽煙四起，他再度請纓，卻被蔣介石以“體弱多病”婉拒，轉而委以湖北民政廳長的閑職。

廳長的座椅寬大柔軟，卻坐不住他的急性子。他一心想整頓地方糧賦、興修水利，卻發現批文層層卡殼。副廳長奉命牽制，一支筆便能讓文件原地打轉。他只能四處奔走，親自勘查堤壩，回到辦公桌前常常已經深夜。助手勸他保重身體，他搖頭：“百姓一天吃不上飽飯，官帽子有什么好戴？”短短兩年消耗殆盡，終以辭呈作別官場。

宣恩是他晚年的棲息地。山城僻靜，梯田環繞，他挽起褲腿教農民修堰渠，也會在冬夜挑燈給孩子們講算術。1941年夏，他積勞成疾，在簡陋土房中與世長辭，年僅四十九歲。消息傳到重慶，陳賡嘆息良久，對友人說：“此人若在，北伐軍魂不至此彷徨。”

有人疑惑：嚴立三不也出身舊軍人？他憑什么贏得左翼、右翼同時敬重？答案或許藏在他一句口頭禪里——“不貪”。北伐時，他處置繳獲，分毫不染；擔任師長，軍餉支出清清楚楚。部下曾勸他留些后路，他擺手：“賬目一錯，兵心就散。”在權力與金錢最能腐蝕人心的年代，他用行動告訴年輕學員，什么叫做軍人風骨。

從教官到師長，再到隱居山林，再到地方官員，他一生軌跡看似飄忽，卻始終圍著同一個圓心——國家和百姓。陳賡對他的稱贊，從來不只出于個人感情，更是對那份耿介、對那股子清白的敬畏。在黃埔血與火淬煉出的集體記憶里，“嚴大哥”幾乎成了良知與操守的代名詞。

如果說黃埔留給中國的不只是戰術圖表、刺刀操典，而是一種士氣與擔當，那么嚴立三正是這股精神的體現。他沒能等到嶄新的旗幟在北京城頭升起，卻把“為國為民”的種子種在了無數學生心里。日后，他們有人走進延安的窯洞，有人困守重慶的窄巷，也有人往大后方轉戰萬里；無論道路如何分叉，提起嚴立三，依舊會把掌心貼在胸口，悄聲道一句——“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