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于得水被授大校軍銜，許世友憤憤不平：我得給你爭一爭

1955年9月27日晚，北京西山招待所的走廊還透著燈光。下午剛參加完授銜典禮的許世友大步流星，一進房門就把呢子軍帽扔在桌上，顯得火氣不小。

“老于，你怎么才是大校？”他聲音一貫洪亮，門外的警衛都聽得真切。于得水剛端起的熱水碗差點灑了，苦笑著擺手：“軍銜高低都是組織安排，別折騰。”

典禮上，兩人都戴上了嶄新的肩章。許世友中將，兩杠三星；于得水大校，兩杠兩星。看似只差半級，可在軍中地位與待遇都有區別。許世友心里憋悶，覺得戰功擺在那里，不該如此“虧待”兄弟。

要知道，早在1938年的膠東，于得水就帶著區區數百人的游擊隊闖進煙臺城，把日軍憲兵司令部炸得雞飛狗跳。幾小時之內，日偽據點盡數陷落，港區封鎖被撕開缺口。膠東抗日根據地因此連成一片。那一年，許世友還在山東腹地帶部隊奔襲樂陵。聽聞昆崳山有個“硬茬子”，他產生了莫名的惺惺相惜。

兩人第一次正式見面是1943年初春。許世友調任膠東軍區司令，聽副司令于得水回到掖縣養傷，連夜騎馬去看。推門剛進屋，瞧見炕上一堆繃帶，血跡未干；炕沿卻掛著一把尺寸略短的苗刀。許世友瞅了瞅，脫口一句：“刀不錯，借來耍兩下？”一句話破冰。醫護們目瞪口呆，看著兩位頭上包著紗布的將領握刀對劈，一屋塵土翻飛。那場比試無人計分，卻讓兩人結下鐵交情。

兩個月后，敵軍“鐵壁合圍”逼向梁山集地區。許世友指揮主力突圍，敵人卻擦著后腳追來。于得水正躺在擔架上，他強撐著坐起，指著一條羊腸小道說：“抄這條溝，能甩開他們。”夜色濃重，山風嗚咽。部隊七轉八繞，最終跳出包圍。許世友事后說：“那一回多虧老于，不然我就被捉活了。”

情同手足的經歷，讓許世友對這位兄弟的軍銜格外上心。可授銜評定，既看職務又看崗位。1949年后，于得水從前線調到華東軍區后勤，專管軍需、衛生、運輸。正值渡江戰役、接管大城市、鎮壓殘匪，后勤線條繁忙卻鮮少機會立新戰功。文件上寫得明白：副軍級、后勤序列，標準大校。審簽時周密無誤，沒人提異議。

“打仗時沖鋒在前，和平時默默無聲，這可不是降你級。”面對許世友的質疑，主管干部部的同志反復解釋。許世友仍氣鼓鼓地撂下一句：“我得去和首長說道說道。”于得水一把攔住：“老許，軍銜不是榮華富貴的門牌。組織信得過我，給什么我就扛什么。”

接下來的幾天，他倆依舊住在同一排平房。白天開會，夜里拉家常。許世友冷不丁還會嘟囔兩句：“要是按戰功，你起碼少將。”于得水哈哈一笑：“少將得帶幾百口糧證，我可沒那心思。”一句玩笑，把屋子里緊繃的氣氛化解。

許世友最終沒去“鬧”。離京前，他在汽車站摸出半截鉛筆，歪歪扭扭給于得水留了行軍日記里的半頁紙：等下一次檢討軍銜，再替你說話。紙頁如今已被家屬捐給軍博，字跡猶在。

授銜風波后，于得水回到南京，繼續主持后勤。整頓倉庫、精簡糧秣審批、推行車輛定額，他忙得腳不點地。1958年大練鋼時期，華東各地征調運輸車輛，后勤部的調度表密麻如蛛網。于得水坐在煤油燈下，把公路、鐵路、港口的車皮和船期排得井井有條，硬是沒讓一個團斷過糧草。

身上的舊傷卻越來越重。右腿留下的彈片，遇到陰雨就疼得鉆心。軍醫勸他動手術，他搖頭：“把刀口裂開，恢復時間長，影響工作。”1962年，中央同意他轉入南京軍區后勤學院任副院長，培養新一代軍需干部。他笑著說：“這回是真‘超編’了，得把經驗一點不剩傳給年輕人。”

許世友隔三差五打電話來，口頭禪還是那句：“什么時候把你的肩章換成金葉子？”于得水通常只回兩個字：“別鬧。”1971年，許世友升上大將序列的第一副總參謀長，仍舊沒忘記老伙計，向組織提過一次調整意見。答復很委婉：身體原因，職務性質，日后統籌考慮。文件夾落回桌面，事情也就到此為止。

1974年春，于得水病情惡化。南京鼓樓醫院里，他請值班護士給自己找來地圖和紅藍鉛筆，標記著新修公路的儲油點。旁人勸他多休息，他輕聲說：“后勤不是打完仗就完事，兵馬糧草一樣都不能斷。”這一年他56歲，比同齡人看上去蒼老得多。

許世友趕到病房，握住他的手，半晌憋出一句：“老于，我欠你一聲對不起。”于得水搖頭，嘴角浮起熟悉的笑：“別提軍銜，咱哥倆一輩子都在一條戰線上。”說完，目光落在窗外梧桐。解放軍的軍號在遠處操場響起，他聽得分外安心。

1981年，于得水因病逝世，遺令中寫著“喪事從簡，不掛軍銜”。骨灰盒前，許世友放下一束墨綠的松枝，沉默良久才離開。有人問他為何不說話，他抬頭望向天空：“老于說過，能打日本鬼子、能養活士兵，就夠本了。”

授銜的爭議自那年秋天起成了往事。兩位將領的名字仍刻在膠東老戰士的石碑上。許世友的豪邁與于得水的沉穩，像是鉚在一起的螺栓與螺母，相互支撐，當年一段小小的“不平”，折射出的卻是戰友情義與軍人品格的另一種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