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6日深夜,北京西郊機場的跑道被探照燈照得雪亮。機艙門落下時,周恩來捂著右手腕,略帶倦意地對陳毅說了一句:“還是得去成都。”一句話,定下了隨后十天中國醫療史上最緊張的“保衛戰”。
故事得從一個多月前說起。1963年12月末,訪問埃塞俄比亞時,周恩來在雨中腳下一滑,本能用右手撐地,老傷當場被牽動。行程緊湊,他沒停,照常握手、致意。三周后抵索馬里,他的手已腫成紫色,連陳毅都看得心驚。回國那天,301醫院拍片結論:至少兩月靜養。時間與2月14日啟程的南亞訪問撞車,耽擱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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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打來電話,聲音爽朗:“西醫說兩個月?找中醫試試嘛。”周恩來想起賀龍曾經夸口的“神醫鄭”,當場撥通軍機處。對方傳來賀龍的笑聲:“總理,鄭懷賢出手,當天止痛。”
鄭懷賢其人,在體育圈如雷貫耳,在京城卻極少露面。1910年代他就隨魏金山、孫祿堂習武,又拜道家高人學傷科,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轉向運動醫學——在那個“運動醫學”一詞尚未普及的年代,他已能把整骨、推拿與現代訓練方法結合。1950年重慶大田灣青年運動會,一名前鋒腳踝扭傷倒地,他三分鐘讓對方重返球場,賀龍就是那天記住了他。
2月7日凌晨,川航專機降落成都。省委安排的招待所燈火通明,門外守衛森嚴。鄭懷賢沒有穿白大褂,只帶了一個舊藤箱,里面是他常用的藥餅和艾條。推門瞬間,他愣了一下——面前的患者竟然是周恩來。“總理,先別握手。”鄭懷賢輕聲提醒。周恩來笑著點頭,還是伸出了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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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治并不依賴X光。鄭懷賢只是捻了捻關節,輕按幾處穴位,便給出判斷:橈骨未裂,橈側軟組織嚴重損傷,“算是內傷外表”。隨后,他取出手工丸藥,搗碎敷在腕背,用帛帶固定,又著人燒艾條溫灸。邊操作邊解釋:“疼痛會在兩個時辰內緩解,明早拆藥查腫。”
果然,2月8日一早,包扎拆開,腫脹明顯回退,周恩來能自主屈伸。陳毅驚嘆道:“鄭先生,真有點仙家手段。”鄭懷賢卻擺手:“理所當然,筋膜松解就好。”
接下來四天,他每日兩次推拿一次熏蒸,每次不過二十分鐘。第五天,周恩來已能自如握鋼筆批文件。可是后續訪問少不了無數握手,他仍擔心復發。鄭懷賢便教了一個巧勁兒——握手時五指半彎,拇指貼向虎口,對方再使勁也分散到掌根。周恩來試了試,連說“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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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第六次結束時,X光重拍,軟組織影像已近正常。2月12日夜,成都下起小雨,周恩來挽著鄭懷賢肩膀在廊下散步。他忽然停下,對身邊的鄧穎超說:“鄭老師守著一門好手藝,可別只在體育圈里用。”鄭懷賢答:“學生已編教材,《傷科診療》年底付梓。”周恩來點了點頭,只說一句:“那就好。”
2月14日凌晨,周恩來飛往仰光。十六天行程,他每天和上百人握手,竟無一絲疼痛。外事秘書悄悄記下,每晚他仍堅持做鄭懷賢教的腕部小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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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歸國后才放出:總理舊傷已愈。當時很多人以為是西醫新藥,其實是來自成都體育院的膏與指。毛澤東聽完全程匯報,特意批示保留治療記錄,供全國運動隊參考。
鄭懷賢并未因此走進政治聚光燈。他回到成都體育學院,繼續主持附屬醫院。1965年,國內第一批運動康復專職班在這里開課,他親自帶教,要求學生“手上力道要準,心里要敬人”。拿針管、扛秒表的年輕人,依舊得練太極、站樁,理由簡單:懂力學,才懂損傷。
1978年,鄭懷賢把多年病例整理為《傷科按摩術》,印量不大,卻在體工隊口口相傳。1981年10月,他因心臟病在成都離世,享年八十四歲。靈堂外那副挽聯“亮節高風留典型”上的“典型”二字,是賀龍舊識、體院教師親筆題寫。送行的人很多,隊伍拐出殯儀館大門,雨絲在秋風里斜落,白花壓彎了胸前的黑紗,卻沒能壓低人們的聲音——他們說起的,正是那雙在總理腕上輕輕一捻便止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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