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打贏平型關大捷后，林彪反而更信服毛主席？

全面抗戰爆發之后，面臨空前的民族危機，國共兩黨終于達成協議，陜北的紅軍三大方面軍主力整編為八路軍，并開赴敵后，與日軍作戰。

八路軍出征之初，毛主席確定的戰略方針是：分散兵力至敵人側翼與后方，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

八路軍的第一場重大勝利——平型關大捷，卻并未遵循這一模式。

此役中，林彪率領第一一五師主力，預先設伏于日寇側后，實施了一場規模較大的運動戰。

當時，國民黨軍在華北戰場接連潰退，士氣低迷，失敗主義情緒蔓延。

平型關大捷，是中國軍隊自全面抗戰爆發以來取得的首場勝利，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抗戰信心。

更重要的是，它有力駁斥了“日軍不可戰勝”的論調，打擊了當時存在的“亡國論”與“恐日病”。

此役之后，八路軍在全國民眾中的威望顯著上升，為后續發動群眾、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也因為此戰，115師師長林彪一躍成為聞名全國的抗日名將。

不過，對于此役，內部也存在不同看法。

有人認為，其違背了毛主席制定的以游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且部隊傷亡較大，而且全都是經過長征的老紅軍骨干，因而引發不少議論。

但值得注意的是，戰役結束次日，毛主席即向前線發出賀電。

數日后，他又向在南京的同志通報：“捷報傳遍全國，連日各省祝捷電甚多。”

這體現了統帥對前線實戰情況的尊重與務實態度。

那么，應該如何評價平型關之戰呢？

機械的看，它似乎確實違反了毛主席制定的戰略方針，但是，它的勝利有極重要的意義。

更為關鍵的是，不應拘泥于它是否完全符合既定方針，而應將其置于戰略方針與前線實踐動態互動的過程中去理解，這更具啟示意義。

回顧八路軍出征時的情形：洛川會議結束后，朱德等將領急返云陽鎮籌備誓師。

大會當日暴雨如注，一輛軍車深陷泥濘。

最終，朱德、彭德懷、林彪、聶榮臻、徐向前等未來共和國的元帥們，紛紛冒雨推車、墊石。這一場景，成為一段具有象征意義的歷史插曲。

在部隊開拔前后，毛主席進行了周密部署。

他派遣周恩來、彭德懷先赴山西與閻錫山會談，并特意讓山西五臺籍的徐向前同行，以利用同鄉關系開展統戰。

當時，閻錫山正面臨日軍嚴重壓力，其原定的大同決戰計劃因部隊未戰先潰而流產，只得將防線收縮至平型關一帶。

閻錫山的方案是，布置一個口袋陣，希望八路軍協同防守平型關正面。

周恩來與彭德懷當即指出，國民黨軍慣于被動固守、怯于側擊的戰術不足為訓。

彭德懷明確表示：“貴軍堅守正面，我一一五師可迂回至靈丘、蔚縣地區隱蔽待機，待敵進攻平型關時，從其側后發起突擊。”

這一主動承擔側擊任務的提議，正中國民黨軍作戰能力之短板，閻錫山欣然同意。

9月23日，日軍趁夜襲擊平型關陣地，閻錫山急電求援。

朱德、彭德懷迅速下令第一一五師出動側擊，并將決策同時上報中央與閻錫山，過程果斷高效。

平型關戰場的地形極利于設伏。關前是一條長約十余公里的狹窄溝谷，一側崖壁陡峭，難以攀登；另一側山勢較緩，易于隱蔽部署。

林彪實地勘察后，與聶榮臻一致認為，此地是實施伏擊的理想戰場。

攻擊前夜，部隊冒雨開進，途中遭遇山洪，個別戰士不幸被沖走，第三四四旅一部也被洪水阻滯。

115師主力依然克服困難，于拂曉前全部進入伏擊陣地，官兵衣著濕透，堅守于寒冷泥濘之中。

發動侵華戰爭以來，日寇連戰連捷，接連的勝利讓日軍部隊變得無比驕狂。

平型關的日軍更是輕敵冒進，以一個大隊及輜重縱隊，竟不派尖兵搜索、不控兩側高地，以行軍隊形徑直進入峽谷。

待其全部進入伏擊圈后，八路軍突然開火，將敵分割為數段，車輛人馬擁堵于狹路之中。

日軍雖負隅頑抗，拒不投降，但地形極為不利，終遭殲滅性打擊，被殲千余人。

遺憾的是，原定同時出擊的國民黨軍八個團始終按兵不動。

八路軍在獨立完成伏擊殲敵后，試圖擴大戰果，圍殲東跑池之敵，但因友軍不予配合，致使該敵突圍而去。

戰役結束后，林彪在作戰總結中進行了深刻反思。他客觀承認日軍戰斗力頗強，“其步兵亦有戰斗力，能各自為戰……射擊準確，運動隱蔽”。

同時，他明確指出：“我軍在目前兵力與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后襲擊其后路為主。斷敵后方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方法。

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適宜的。”

這一認識表明，即便擅長正規戰的指揮員，也通過實戰深刻體會到，開展獨立自主的敵后游擊戰爭，才是持久制勝的正確戰略。

因此，平型關大捷具有雙重意義：對外，它是一場鼓舞全國士氣的勝利；對內，它是一次代價重大的實戰檢驗。

它既證明了八路軍有能力戰勝強敵，也以血的代價讓全軍更加清醒地認識到：

在敵強我弱的總體形勢下，必須避免過早與敵進行大規模正面較量，而應堅決地深入敵后，將主力分散于廣大民眾之中，開展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爭。

歷史的發展往往充滿辯證色彩。一項戰略方針的最終確立與貫徹，并非一蹴而就，時常需要經過實戰的檢驗、反思與調適。

平型關之戰，正是這樣一個關鍵節點，它促成了全軍在戰略認識上的深化與統一，為隨后波瀾壯闊的敵后游擊戰爭開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