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問衛立煌：驢是先邁左腳還是右腳？衛起先不懂，后猛然醒悟

1955年4月6日傍晚，北京的春風還帶著寒意，一輛從機場駛來的吉普在中南海外緩緩停下，車門打開，衛立煌拄著手杖走下車。十七年前，他在風沙撲面的延安城外見過毛澤東；如今再度相逢，身份已悄然改變——昔日國民黨“五虎將”之一，眼前卻是應邀歸來的共和國貴賓。

大廳里，毛澤東大步迎來，笑聲爽朗。兩人握手的瞬間，閃光燈連綿不絕。寒暄剛落，毛澤東突然拋出一句輕描淡寫的問題：“衛將軍，你說毛驢上山，是先邁左腳還是右腳？”衛立煌一怔，沒敢貿然回答，只是謙遜地說：“軍人管打仗，真沒研究過牲口走路。”一旁的工作人員都愣住，空氣仿佛停了片刻。

這一幕與1938年4月17日那次延安會面如出一轍。當年衛立煌率部經陜北轉道洛陽，順道駐足延安。那是全面抗戰的第二個春天，紅軍已改稱八路軍，在山西的游擊戰正打得火熱。毛澤東決定以高規格接待這位第二戰區副司令，城墻上滿是“歡迎衛副司令長官”的紅紙標語。許多戰士對招呼昔日對手心有不甘，毛澤東解釋得極平實：“有他參加抗戰，對國家有利。”

席間寒暄落定后，毛澤東便以那只“上山的驢”為引子，探問衛立煌對日軍的判斷。言下之意很明白：敵人固然兇狠，但摸透習性，抓住 矛盾，方能制敵。衛立煌恍然，暗嘆對手心思之縝密，倒也欣然受教。更令他難忘的，是那頓不甚豐盛卻滿桌熱情的晚宴——一壺黃酒、幾碟粗糧素菜，配著一鍋羊肉湯，在長征歲月里淬煉出的主人仍能侃侃而談天下大勢。衛立煌回憶起那夜，說自己“吃的是粗飯，咽下的卻是良心的提醒”。

旅途結束，他返回西安即下令撥給八路軍百萬發步槍子彈和數以萬計的手榴彈，又硬塞一批牛肉罐頭。后勤官員猶豫不決，衛立煌一句“打日本不分彼此”拍板定案。等蔣介石得訊，彈藥早被運走。朝令夕改的委員長心生疑竇，給衛立煌貼上“親共”標簽，從此猜忌與日俱增。

1941年，中條山會戰失利，衛立煌被摘去一切軍職。背影才剛消失在南京下關車站，周恩來的慰問電就已抵達，字數不多，卻讓他在巨大的落差中嘗到另一種溫暖。“你是受了我們的累”——一句話，分量勝過千金。自此，衛立煌與中共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默契，既不愿再為蔣氏賣命，也沒有條件公開轉身。

抗戰勝利后，他被外放考察歐美，國民黨東北戰局潰散之際方被緊急召回，出任“東北剿總”司令。沈陽、長春、錦州相繼告急，蔣介石電令他“突圍西撤”，衛立煌卻堅稱“共軍慣用圍城打援，上當一次夠了”。他不妨是誠意難下手，亦或者自知大勢已去。遼沈一役，國民黨精銳土崩瓦解，衛立煌被撤職，軟禁南京。

1948年12月，解放軍火速南下。除夕夜，南京城風聲鶴唳。衛立煌易裝潛出，經滬上輾轉抵港，離開了風雨樓臺的國府權力中心。1949年2月，他托友人手書問候朱德，懇請“加意保護老母”，并獲及時回應。淮河岸邊，解放軍特意派人看顧衛宅，確保老人家一草一木無驚。

建國大典傳至香江，衛立煌在報紙上反復摩挲著天安門城樓上飄揚的五星紅旗，難掩激動。當即修書北平，以“雀躍萬丈”之語致賀。不久，蔣介石派來的說客在九龍登門，軟硬兼施勸其赴臺；他婉拒，只說“我在等一個合適的時機”。這份猶疑，既有對往昔榮寵難舍之惴惴，也有對前途未卜之顧慮。

機會終于在1954年顯現。當年八月，《解放臺灣聯合宣言》在香港公開發行，衛立煌讀后表態支持國家統一。周恩來獲悉，立即示意統戰部安排回歸事宜。翌年初春，衛立煌自九龍乘小艇抵達廣州白鵝潭，隨后環游江南數地，見慣昔年炮火，此刻對一座座新廠、一道道鐵橋暗暗稱奇。

來到北京那天，毛澤東依舊記得那只“驢”。餐敘過后，主席半帶玩笑：“當年問你驢抬哪條腿，今日還想聽聽你怎么說？”衛立煌拱手：“今日可敢作答——驢要看地勢，陡坡先探左、緩坡先探右，先探不穩先撤步，穩了再沖。”毛澤東哈哈大笑：“善！知彼知己，方能半途不折。”氣氛霎時生動，又隱含著對未來的期許。

1956年，《人民畫報》刊出二人并肩而坐的大幅照片。許多老兵感嘆：烽火歲月橫亙流年，昔日對壘之人，如今竟共商國是。毛澤東更在一次外事酒會上公開提到“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讓在場的衛立煌熱血上涌，頻頻點頭。

然而高血壓與糖尿病悄然襲來。1958年春，衛立煌在住院期間仍吩咐秘書研讀臺灣海峽局勢簡報，時常圈畫批注。護士勸他少費心，他擺手：“槍林彈雨都過來了，寫幾行字算什么。”

1960年1月17日拂曉，病房窗外殘雪未融，衛立煌安靜地合上雙眼，終年六十三歲。三天后，在北京工人體育館的公祭會場，周恩來肅立主持，張治中念出悼詞：“衛公以愛國情懷，舍舊圖新，為后來者示范。”會場肅穆，挽聯林立。那句關于“革命的國民黨員”的期許，至此落地生根。

那天傍晚，數百人扶靈赴八寶山。枝頭寒鴉偶爾掠過，有人低聲回味起多年前那場延安的對話——“毛驢先抬哪條腿？”——以及其后的百萬發子彈、兩岸未竟的統一使命。故事里沒有夸張的傳奇，只有一個軍人把腳步從昔日戰壕挪向新生中國的真實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