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其：睿智而“木訥”的哲學大師

作者簡介：陳其，1950年出生于北京。1978～1985年，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先后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1990～1997年，留學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主任、中國教育學會歷史教學專業委員會理事長。編寫多套歷史教科書。著有《史海萍蹤》《海歸心路》《回望美國》；合著《北大老宿舍紀事·中關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編著《燕園陳跡》（2024年，中國華僑出版社）和《燕園絮語》（2025年，世聯出版社）。2010年退休。作者授權發布。

引子

20世紀后半期起，北大中關園居住著多位哲學系教授。在西方哲學史方面，有洪謙[1]、任華、齊良驥、張世英、黃楠森等，在中國哲學領域則有任繼愈[2]、湯一介（北大校長湯用彤之子），再有一個就是著名的張岱年先生。

張先生住在溝西16號。他1909年出生，顯得較為老成。他比周邊的教授要大個七八歲，甚至一輪。如他的近鄰史學家張芝聯是1918年出生，西語系才子吳興華1921年出生。印象中，他夫人低調，基本不怎么露面。其實，她是個很有來頭的女性，暫先按下不表。他還有一個兒子，因與我的年齡差距較大，故無交集。

在我們眼里，張老先生只是個深不可測、不茍言笑、沉悶孤獨的老人。我記事的年紀，他應該近50歲了。他總是扣著一頂鴨舌帽，蓄著一綹略略泛白的小胡子。他個子比較高大，略略駝背，走起路來，身子微微前傾。雖然樣子不是很帥，但頗有特色，故引起我們這些小頑童的好奇。我們總是私下嘀咕：這老先生倒底何許人也？

回家問父母，他們都即刻露出尊敬的眼神和表情，大大贊贊揚了他。父親還嘆息地說：“可惜跟我一樣，命運不濟啊”。等我們逐漸成長起來，接觸了高等教育，特別是步入了歷史學科，還涉及到哲學史后，才領教了老先生的來頭和分量， 更理解了他當時的表情和行為特征。原來，1957年，他48歲時[3]與家父同命相連，懵懵懂懂地戴上了“右派”帽子。現在，他那時的表情和神態，我就有了明確答案。想起家父的同樣境遇，我更是感同身受，理解至深。

一、雙料大師 高山仰止

張岱年（1909-2004）先生是北大哲學系教授，當代著名哲學家和哲學史家。

他出生于北京，其兄是著名學者、中國共產主義的早期風云人物張申府。少年時期，他廣泛閱讀中國古典經籍，打下了深厚的國學根基。后受張申府影響，他開始接觸西方哲學，包括羅素、穆爾的分析哲學和馬克思的唯物論，并閱讀了大量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著作，形成了兼通中西的學術視野。1933年，他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畢業后受聘于清華大學哲學系任助教。

20世紀30-40年代，是張岱先生思想的形成和成就高峰時期。20世紀30年代，他通過辯證唯物論與邏輯分析方法，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哲學體系。在抗戰時期的艱苦環境中，他蟄居北平，潛心著述，于1942年至1948年間完成了《哲學思維論》《知實論》《事理論》和《品德論》等一系列重要論著，構建了其“分析的唯物論”哲學體系。這四部書稿與他晚年所作的《天人簡論》合稱為“天人五論”，是其哲學思想的結晶。

新中國建立，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后，張先生轉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直至退休。在1950-70年代的特殊時期，因1957年的問題和社會動亂，他的學術研究受到極大限制，但他仍矢志不渝，堅持思考、筆耕不輟。

忍辱蒙冤22個春秋后，迎來改革開放，張先生終于開始了其學術生涯的第二個春天。他立即積極參與“文化熱”大討論，系統提出了“綜合創新”的文化觀，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文化討論中最有影響力的學說之一。他還主持了多項國家級重大學術項目，特別是擔任了《中國哲學大辭典》和《中國唯物論史》的主編，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哲學研究人才。

總結起來，張岱年先生的一生在幾方面作出了突出的學術貢獻。

張先生同為哲學史家和哲學大家，這是學界公認的稱號。本人是哲學和哲學史的門外漢，嘗試著解釋這一雙重稱號：哲學是一種世界觀，統領著人門對世界的總體看法，判定世界是唯物還是唯心的屬性。它又與一定的方法論相結合，來具體解釋這個世界的內部運作機制。哲學史則是追尋不同哲學流派在漫長歷史過程中的疊加、流變、相互融合的過程，考察不同哲學家思維活動的具體歷史場景和個人際遇，進而梳理出某種思想潮流的演變規律。實話實說，同時兼有這“雙重大師”身份的學者還真是不多見。

首先，張先生開拓與深化了中國哲學史研究。他突破了傳統的“流水賬”式哲學史寫法，首次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系統梳理了中國哲學的概念、范疇和問題體系。他的《中國哲學大綱》（完成于1937年，出版于1958年）是中國第一部以哲學問題（如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為綱，系統闡述中國哲學發展脈絡的巨著，至今仍是該領域的經典必讀書。其次，他堅持唯物傳統的發掘。他高度重視并系統研究了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的傳統，表彰了如張載、王夫之等唯物主義哲學家，著有《中國唯物主義思想簡史》等，填補了學術空白。

張先生不僅是哲學史家，更是一位有自己堅實和縝密邏輯體系的哲學家。他對哲學理論進行了探索與創造。他試圖融合中西馬，創建現代中國的新哲學。構建“新氣學”。他的哲學本體論可稱為“分析的唯物論”或“新氣學”。他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王夫之以“氣”為本的唯物主義傳統，同時吸收西方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他的核心哲學理念是“解析的辯證唯物論”和“三流合一”。前者主張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與西方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結合起來；后者則提出融合中國傳統文化（以孔子為代表）、西方哲學（以羅素的解析哲學為代表）與馬克思主義（以列寧為代表），走一條綜合創新的文化發展道路。

張岱年（右）與張世英先生在一起

張先生把自己的學說投放到當今社會，目的是進行特定時代的文化觀引領。針對改革開放后十分活躍、紛亂繁雜的學術思潮，為把握中國文化的正確發展方向，他提出“文化綜合創新論”。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中，針對“全盤西化”和“復古守舊”兩種極端思潮，張岱年先生提出了著名的“綜合創新論”，為中國文化今后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張先生對中國文化的前途有著十分明確的核心主張，認為中國文化的未來之路，既不是固守傳統，也不是全盤模仿西方，而應該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他主張弘揚主體意識，即以中國文化為主體，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立性， 同時主張開放吸收，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和其他一切文化的優秀成果。 他更主張批判繼承，要對中西文化都要進行科學的分析和鑒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造轉化，進行創造性融合，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這一理論因其辯證、全面和建設性，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成為處理中西文化關系的主流范式。

正因為如此，張岱年先生被公認為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哲學家和哲學史家之一。他以哲學史的訓練為筋骨，以哲學問題的思考為靈魂。 在精確理解偉大文本的基礎上，與歷史上的大師進行活生生的、批判性的對話，最終目的是為了更清晰、更深刻、更有創造性地思考我們自身與世界所面臨的永恒及緊迫的問題。而能夠將這兩者完美融合于一身的人，便矗立在了人類理性思考的至高點。

二、家族淵源及其影響

中國歷史上，家族淵源、家風家訓對個人在生活和事業上的成長具有重大影響。

科舉史上的最后一位狀元劉春霖為張家家譜題字

張岱年的父親名張濂（1872年--1934年），字儀周，號仲清（或作仲卿），直隸獻縣（今河北獻縣）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二甲進士，同年閏五月，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后經考核被授予， “翰林院編修” 的官職。1918年，他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此后，他離開中央，先后出任過縣長等職務。民國20年，他主持編纂了《張氏家譜》。作為同鄉和同科進士，他與清朝末科狀元劉春霖等人交情深厚。

中國歷史上名門大族的家風家訓，總體上有這些基本功能：

1．奠定品德根基，塑造價值觀

2. 明確行為規范，養成良好習慣

3. 培養家國情懷，樹立責任擔當

4. 提供精神支撐與家族認同感

5. 傳承處世智慧與人生經驗

張岱年家族并未存在過系統的條文家訓，而多是父母言傳身教的融合，并對兒子們的人生道路給予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

他父親主張“自立與勤奮為貴”。作為前清進士，他父親自身就是勤奮治學的典范。這無疑培養了張岱年嚴謹、刻苦、獨立思考的學術習慣。母親“要強，要做好人”的教誨，不僅鼓勵個人奮斗，更要將此志氣用于正道，成為品德高尚的人。這無疑塑造了張先生一生剛強宏毅、以學術報國的精神內核。

此外，還有家庭成員間的相互影響。張申府（1893-1986）是三個兒子中的長兄，比張岱年大16歲，中間還有一個老二張崇年。 張申府對弟弟們的影響肯定是最為關鍵的。

張申府，很多中國人并不熟悉的名字，實際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之一。1920年，他就參與北京共產主義小組，與李大釗、陳獨秀等密切合作。 1921年，他赴法國里昂大學任教，期間介紹周恩來和朱德等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參與組建中共旅歐支部。

張申府一直扮演著潛心學術和熱衷政治的雙重角色。他是羅素哲學在中國的重要推廣者，致力于分析哲學和邏輯學研究，曾任教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1925年，因與共產黨內部分同志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產生思想分歧而退黨。此后，他參與組建或核心參與中國農工民主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中國民主同盟，成為民主人士的代表。抗戰期間，他積極參與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呼吁民主改革。1949年后，曾任北京圖書館研究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但因歷史問題一度被邊緣化。改革開放后，他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獲得認可。

張申府對張岱年的影響最為直接和深刻。他是政治與啟蒙的實踐者，早年接受傳統教育，后轉入新式學堂，191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受教于胡適、李大釗等人。張申府是張岱年哲學道路上的引路人。在他的引導下，青年張岱年系統閱讀了羅素、穆爾等人的著作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最終兄弟二人在哲學上成為志同道合的“同調”。 他們的核心哲學理念，首先是“解析的辯證唯物論”學派，在20世紀30年的中國哲學界獨樹一幟，其次還包括“三流合一”。前者主張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與西方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結合起來；后者則提出融合中國傳統文化（以孔子為代表）、西方哲學（以羅素的解析哲學為代表）與馬克思主義，走一條“綜合創新”的文化發展道路。

張申府先生曾長期被遺忘，尤其是作為政治活動家的貢獻。但他的歷史影響從未徹底泯滅，其學術思想和政治選擇至今仍被學界所關注和討論。如今，歷史給予他更全面的評價：他不僅是著名的哲學家、羅素研究專家，也是重要的愛國民主人士和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他作為思想“先知先覺”的開拓性貢獻受到肯定。

談到家庭成員對張岱年先生的影響，表現在對其人品的浸潤與塑造。

1．“做個好人”的忠實踐行：她母親的教誨化為他待人接物的準則。他對青年后學極為關愛，哪怕對素不相識的青年學者來信，也會認真回復、竭力提攜，真誠樸實。

2. “自立勤奮”的淡泊堅守：張先生一輩字生活簡樸，長期住在狹小舊宅，卻安之若素。他從不計較稿費、版稅，常言“能夠出書就已經很不錯了”。這種淡泊名利、專注學問的態度，正是家風內在化的結果。

3. “努力要強”的家國擔當：在民族危亡之際，張先生自覺以筆為槍，撰寫文章論證民族文化不滅、中華民族必興，以哲學研究提振民族自信。這種將個人學問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擔當，正是家國情懷的升華。

在張岱年的少年時期，張申府在外活動繁忙，早出晚歸，因此那時的張岱年經常與二哥在一起。母親在世時經常教導他們：“你們要努力向上，做個好人。”兩兄弟都很聽話，努力讀書，從不沾染社會上的各種惡習。父親一般不過問兩人的學業，偶爾加以勉勵。 父親為當時張岱年住的南屋寫了一副對聯勉勵他們：“醴泉無源，芝草無根，人貴自立；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 。當時中國國難深重，張岱年初中畢業時，班主任讓每個學生寫終生志愿，張岱年寫道：“強中國，改造社會；成或敗，退隱山林。”正當少年的張岱年已經堅定了報國之志。[4]

張岱年先生的二哥張崇年（1904年—1994年），是一位在物理學領域和教育領域有重要建樹的學者，與其兩位兄長在文、理、哲不同領域各領風騷。 1931年，他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后留校任教。曾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下屬單位工作，解放后長期在天津大學、天津師范大學、河北大學任教，擔任過河北大學物理系第一任系主任。他的成就與貢獻突出，是科學譯介先驅，1929年翻譯《原子說》，是國內最早系統介紹原子理論的學者之一。他還是教學儀器研制專家。在北大期間，他親手制作了多種當時國內無法生產的教學儀器。1958年，其研制的“靜電加速器”和能當場解題的“模擬電子計算機” 在全國高等學校科技產品展覽會上展出。他還著有《普通物理學》、《固體物理學》等教材；曾擔任天津市人大代表等社會職務。

張崇年晚年曾用“順其自然”四字總結自己。這與張申府的“寧折不彎”、張岱年的“直道而行”既有區別，又內在統一，都體現了這個家庭所孕育的剛直而自然的文人品性與學者風骨。他一生專注于物理學教學與研究，不事張揚，正是對“自立勤奮”家風的踏實踐行。

有研究學者指出，張家三兄弟在學術上形成了“接力、借力與合力”的關系。長兄張申府學貫中西文理，而張崇年繼承了其中“理”（科學）的脈絡，張岱年則發揚了“文”（哲學）的精髓。這種家庭內部的知識傳承與分工，確實很有特色。

對于張家三兄弟的人生成就與品格，燕亢生的文章給出十分精彩的概括：

縱觀張申府、張崇年、張岱年三兄弟的一生，他們雖然出自同一片土地、同一個家庭，但每個人的人生起點、發展路徑、所成功業各有不同。他們晚年曾在一起分別用四字進行自我總結，張申府為“寧折不彎”，張崇年為“順其自然”，張岱年為“直道而行”。這三個四言詞，表面雖各不相同，而細品則能看到內在的一致性，即剛直的燕趙風格與追求自然放任的文人品性。他們三人的壽數都在九十以上，三人壽數的總和，恐怕古今中外沒有哪三兄弟能夠比過；他們三人的成就單拿出一個就足以名垂青史，相加之和在我們的文化發展史上大有成嶺成峰之勢，頗值得重視和研究。[5]

要談到“家庭影響”，就避不開馮友蘭大師了。馮和張之間的關系是20世紀中國哲學界的一段佳話。兩位大師之間有很深的淵源。首先，他們是學術伯樂與同道。當年，馮友蘭非常賞識張岱年的學術才華。1933年，正是在馮友蘭和金岳霖的推薦下，年輕的張岱年才得以到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后來兩人在北京大學長期共事，一同主講中國哲學史課程。1936年，由馮友蘭先生聯系，張岱年回到清華大學哲學系任助教，講授哲學概論與中國哲學史。

馮張兩先生更是生活中的親友。早年，馮友蘭十分欣賞張岱年的學問與人品，曾形容他“忠厚樸實”、“氣象木訥”，故介紹自己的堂妹馮讓蘭與他相識。馮讓蘭于1932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到天津南開中學任國文教師，兩年后回京。1935年，張岱年與馮讓蘭結婚。馮友蘭大師在生活中也對張岱年夫婦頗為照顧。抗日戰爭爆發后，張岱年曾暫住在馮友蘭的舊宅里。另據一些回憶文章記載，兩家還曾在北京白米斜街的同一個院落中居住過。張岱年與夫人感情深厚，兩人于同年同月相差不到一周先后（2004年4月）去世，相濡以沫近七十年。

談到家庭影響，如果略微叉開一些，中國哲學界還連帶出一段佳話。兩位大師的姻親關系，為中關園增添了一抹輕松的色彩。小時候，我們小孩兒根本沒有意識到，溝東居住的哲學大師任繼愈與溝西居住的張岱年先生并非簡單的同行。原來，任先生的夫人馮鐘蕓是馮友蘭的侄女。馮先生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學史專家、語文教育家。也就是說，任先生是馮友蘭的侄女婿，任馮夫妻倆應當稱張岱年為姑父。張與任雖屬不同輩份，但兩人在哲學界的影響和地位卻不分軒輊。他們倆在中關園一東一西的鎮守，增加了這座園子的學術分量和溫馨親情。

既然談到馮鐘蕓先生，順便談談其家族也是很自然的。她來自近現代著名的學術世家，父親是馮景蘭是著名地質學家，與哲學家馮友蘭、文學史家馮沅君并稱為“馮氏三兄妹”。三人均為一級教授，這在中國學術界極為罕見。據不完全統計，馮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的教授級人物就有30多人。順便一提的是，馮友蘭的夫人是作家任載坤，親女兒馮鐘璞（宗璞）也是當代著名作家。總之，馮家的例子，也是家族傳統對個人影響的有力佐證。

書歸正傳，再回到張家本身。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時，經常與全國優秀教師和教研員們進行合作，請他們協助編寫教材、教參、教案，請他們到全國各地為中學歷史教師講課，幫助他們對教科書的理解，提升他們的教學能力。

在與眾多教師的長期交往中，我發現北京五中的張道林老師是一個業務突出、性格沉穩、語速平緩、作派低調、待人謙和的歷史名師。我們倆關系之所以較近，還因我們曾是北大附中的校友。他長我四歲，我是1964年秋入初中，他1965年夏高中畢業離校。

他的一生充滿坎坷。1965年，他作為北大附中高三學生，完全有能力通過高考進入高校繼續深造。但那個年份，左傾思潮已日漸強勁，北京很多“出身不好”的高中應屆畢業生被“分配”到新疆、寧夏等邊遠地區進行支邊建設。在新疆飛砂走石的茫茫戈壁中，他憑借自己的堅強意志、刻苦學習和聰明才智，在當地的歷史教育界逐漸打開一片天地。幾經輾轉，1992年他回到北京，進入北京五中，繼續歷史教學教研工作。他的出色工作獲得應有的回報，成為在北京和全國頗有影響的歷史名師。

2021年，電視連續劇《覺醒時代》開演，由于劇本、導演和演員都相當優秀，該劇一時好評如潮。 張老師在贊揚的同時，略顯遺憾地說：“可惜張申府先生僅在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時露了一面”。中國普通百姓對第一代共產主義者，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趙世炎、蔡和森的確相當熟悉。非中共黨史的專業研究者，對張申府其人其事，就顯得相對生疏。道林老師的提醒，引起我的極大興趣，故努力探索中共早期運動史，特別關注張申府的坎坷經歷。學習后，我對他的人生事跡佩服之至，但是更感惋惜不已。

其實，一向低調的道林老師，就是張申府三兄弟的侄孫。他從未向我提及過這層關系。到這時他才表明：“我是張岱年的侄孫，屬于十九世道字輩兒。父親和張岱年的兒子張尊超是十八世尊字輩。爺爺和張岱年為十七世屬于年字輩兒。曾祖父張渤和十六世張濂是親兄弟，同為水部輩”。

1984年春節，道林老師去張申府寓所拜年

無論張申府先生后來的境遇如何，張家的家風在道林老師身上得到了傳承與發揚。他從教50余年，任高三把關教師30余屆，主編策劃教輔百余部，高考講座千余場，高考成績多次位居北京市前列。曾任北京五中歷史教研組長，教育部網絡科技專家委員，民進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全國歷史教學研究會個人會員，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會理事。他多次參與人教社和大象出版社的教材、教參編寫、教育部新課標及統編教材培訓、高考命題研究與評價工作。

經過不懈努力，道林老師取得了豐碩學術成果：1990年《計算機輔助歷史教學現狀與展望》開國內計算機輔助歷史教學之先河；《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教學軟件》獲國家七五計劃科技攻關成果獎，全國歷史教學研究會特等獎；發表了《諸葛亮研究》等論文。近年來在高考強基計劃的研究培訓，面試仿真模擬等方面卓有成效，幫助多所學校實現了清北錄取“零的突破”。

除在事業上取得突出成績，道林老師的精神境界更值得贊揚。他特別熱衷于社會公益活動，感恩和熱愛自己的第二故鄉。他多次奔赴烏魯木齊、庫爾勒、五家渠、石河子、和田、喀什、阿勒泰等地，足跡遍及天山南北。他意欲通過對當地教師培訓、為學生舉辦講座，來回饋反哺曾經生活工作過二十多年的第二故鄉新疆。他還積極參加北京市教育學會組織的貴州、云南、內蒙古等地的助教活動。

目前道林兄已年屆八旬，仍親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歷史教學一線，心態和外表依然比較年輕。退休近20年了，他猶如空中飛人，穿梭往返于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為全國歷史教師做高考指導，為我國的歷史教育事業繼續奉獻力量。

總而言之，從道林老師身上，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張家的良好家風及其熏陶出的大師風范：為國效力、心胸開闊、立意高遠、目標遠大、精通專業、淡泊明志、低調做人，具有“剛毅木訥”的仁者情懷。張岱年先生的座右銘“自立勤奮、努力要強、做個好人”，在道林老師身上得到最鮮明的體現。

三、“木訥”書生 正氣凜然

馮友蘭大師，因欣賞張岱年的學問與人品，形容他“忠厚樸實”、“氣象木訥”，故放心把自己的堂妹許配于他。

北大哲學系教授、黑格爾研究權威張世英教授的兒子張嘵嵐對他的評價是：張岱年先生為人木訥，但大智若愚，思想深刻。曉嵐還通過某些細節，描述了張先生的生活狀態和人生態度：

張岱年先生比我爸爸[1921年出生]長12歲，是我爸爸的老前輩，我爸爸很尊敬他，兩家又是北大宿舍區中關園的老鄰居。我爸雖是研究西方哲學的，但對中國的古典很有興趣，有時也到他家去請教一些中國哲學史的問題。

聽我爸說，張岱年老先生的書房里，滿桌、滿椅、滿床，甚至地板上，都堆滿了書。我爸曾經小聲問他：“您夫人也不替您收拾一下？”他笑而不答。張老先生生活很簡樸，年到八十，冬天里還經常穿件舊的長大衣，提著一個舊布袋到附近菜場買菜。我爸問他：“怎么末見您夫人去過菜場？”張老微笑著回答說：“舊社會是男尊女卑，現在是新社會，我們家要來一個顛倒！”

張世英先生的關心，實際是在委婉批評張岱年先生：你生活上太不講究了，應當改進學術環境上“亂七八糟”的狀況。

與其說張岱年先生木訥，倒不如說他在政治上尤其“天真”“幼稚”、毫無防范之心。他的一生，為此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1957年，北大處于反右運動的風口浪尖。 張先生作為一名質樸的知識分子，思想準備根本不足，顯得過于“木訥”，不知深淺。據北大學者郭力的發掘：“據當年反右親歷者的回憶，是因他在大鳴大放的一次座談會上，對‘三反’和‘肅反’運動某些傷害知識分子的做法提出意見。他在座談會上還有說法十分犯忌，那就是‘以德抗位’”；“根據當時參加會議的其他人說，張先生在說他是‘以德抗位’時情緒有些激動，而激動使他（原有）的口吃更重了，而語氣亦顯得更強了。這樣，張先生便因‘鳴放’招來禍端，他的善意助黨整風的愿望被曲解，從而蒙受了‘向黨奪權’之冤 ”。[6] 對是否屬于右派的判定，曾產生不同意見。據說，北大哲學系曾想辦法盡量為他淡化，還向北京市長彭真進行訴求。彭真把訴求交給康生，康仍然一口認定張先生就是右派。到20世紀80年代，某些哲學系系領導十分歉意地回憶到：當時哲學系的右派名單上，并沒有張先生，但“因人數不夠，便被湊足人數，定為右派分子”[7]。家父和有些北大老教授的回憶也是這樣：“50年代北大哲學系右派人數沒湊夠，就硬把張岱年給添上去了”。

還有一件事情，更顯出張岱年先生的“天真”和樸實。20世紀50年代初，高校院系調整時，曾要求北大精簡機構、削減人員。張先生積極響應號召，居然動員老伴兒辭職。 就這樣，馮友蘭大師的堂妹、北師大才女馮讓蘭就從哲學系講師一下子“淪為”家庭婦女。當然，還有另一種說法，說她是主動為丈夫的事業“犧牲”自己。

更有趣的是，張岱年先生的“木訥”大大影響了生活和工作質量。 據他的親屬介紹，20世紀世紀末，張岱年先生九十壽辰之日，時任教育部長的陳至立拜訪中關園48樓他的小居室，為他祝壽。結果，由于張先生的書汗牛充棟，多得沒處安放，只得一摞一摞地堆在地板上，搞得陳部長無從下腳，只能無奈地停在書房門口外。看到如此狹隘擁擠的房間， 部長責問北大領導為什么不給老先生解決更好的住房。按一般人的反應，改善住房條件，增加面積，而且能把書籍好好安放，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我們的張先生，卻生怕搬家以后找不到書的原有位置，影響查書做學問，故而遲遲不動。 到2000年，藍旗營清華北大院士樓終于建成，居住面積大大增加，老先生這才動了心。那年北大的表現還行，特地派人按老先生意愿幫他重新擺放書籍。生活和做學問的條件終于大大改善了。 但非常遺憾，那年老先生已經91歲高齡，在新居住了不過四年便去世了。

張岱年先生身為北大名教授，在學界和教育界有很大影響。但是，他本人對此并不特別敏感，也根本無強烈的意識。根據他親屬回憶，他好像意識不到自己應享有的很多“特權”和“便利條件”。他兒子也隨著他一樣“木訥”“不活分”，不善于利用有利條件“走后門”。20世紀90年代末，他兒子托人給北大附中打電話，希望幫助張岱年的孫子到北大附中學習。北大附中教導主任后來回憶說，張先生和兒子都不太靈光，說他們家只要直接跟北大打聲招呼，事情就可辦成。

還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木訥”，造成了無可挽救的損失。他的親屬回憶道：2004年4月，張先生不慎摔了一跤，趕緊到北醫三院就診。無法想象，一位需要急診的95歲高齡的著名學者，居然呆在候診室煎熬等待了三個小時，最后體力不支，導致心臟病發作。雖然立即實施急救，仍不治而亡。其實，一開始只要他們家跟北大說一聲，是應當有人前來協助和安排的。而且，北醫三院早就設有供高級知識分子就診的專門通道，根本不用在外面與普通百姓一起排大隊，對這一點家屬和自己早該有所了解和利用。更何況，他的病況是應直接進入急診室的。先生去世后，北醫三院一直向家屬道歉，說對張先生在外面排隊的情況毫不知情。這里，需要批評的是，一是他本人和身邊的親屬對他應有的“待遇”過于“木訥”，以至一無所知；二得批評北大，根本沒有悉心照料、格外珍視本單位如此重要的“寶貝”；其三，北醫三院對患者狀況的漫不經心，更是難辭其咎。

張岱年先生的一生艱難坎坷，卻始終恪守中國的傳統美德，保持著深厚的家國情懷。1958年，帶著“右派”帽子，他被下放到北京郊區黃村接受“勞動改造”。即使在如此不公的境況下，他仍然深信馬列真理并熱愛自己的祖國， 始終把自己的命運與中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他仍積極擔任《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匯編》的資料選注工作。1963年，他為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講授中國哲學中課程，同時又在哲學系開了張子正蒙注選修課。1964年，北大又加入北京近郊的“四清”運動，他學術活動再次被迫中斷。

未等喘勻一口氣，1966年“十年動亂”又迅猛而至。學校命其回校參加運動。從此，他便開始了天天在校內掃地、抄大字報的生活。直到1967年，"文革小組”宣布因張先生檢查較好，才予以“解放”。然而，接近耳順之年時，張岱年又被派到江西鄱陽湖鯉魚洲北大“五七干校”，進行更艱苦的勞動鍛煉。須知，那個地方可是個兇險之地，是血吸蟲病最為肆虐的地區之一。1970年10月，沉寂良久、空空如也的燕園終于有了工農兵學員，他才得以回校參加對學生的輔導教學。

他的學生對張先生的回憶，讓我們了解到他處于人生至暗時刻的心境：

在那段顛倒黑白的日子里，先生真的是被整怕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許多年里，言語著作中仍謹小慎微，從不敢有半點“狂妄”。 那是一個良心與真理同時泯滅的特殊時代，先生說他曾想過以死抗爭，但死也不容易。死了就成了“自絕于人民”。孩子還小，妻子又沒有工作。活著不被當成人，死也成不了屈死的鬼，只有在患難中煎熬、忍耐，任人踐踏。先生從少年時代起就喜歡孟子，這時，他常常默誦孟子的話語。孟子高標的大丈夫之浩然正氣，給了他在絕境中活下來的勇氣。

但是，痛苦與恥辱畢竟是真實的、實在的，深夜里，先生常不能入睡。獨自一人，面對著弱妻幼子，長夜孤燈。斗室之內，他起而行，坐而思，卻都無法排出心中的那一份孤獨、憤慨和悲涼，只有一個人默默地背誦三國中的一句古詩：“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先生的確有由“自知”而來的一份自信與傲骨。雖然他昔日的同事與學生寫了那么多文章批判他，但是，他不僅一篇也不讀，連看一眼都不屑。北大的小報已經送到門口了，老伴已經讀了，但他還是不讀，一個字也不讀！二十多后，有人把這些“奇文”收集在一起，問先生有沒有興趣看一看，至少知道是誰寫的，先生只說了兩個字：“不看。”這真合了魯迅的一句名言：最高的輕蔑是無言，甚至連瞧都不瞧他一眼[8]。

無論局勢如何復雜，處境如何艱難，他始終堅持自己，恪守良心，不會為改善自己的處境而昧著良心說假話，仍執著于“做好人”的那一份骨氣。其實，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國內思想文化界的批判運動一個接一個，他只要盯住哪怕一個所有人都在痛打的“落水狗”，寫幾篇大批判文章，就有可能憑借好風，不但能明哲保身，更可能直上青云。

但是，無論當時的風頭如何強勁，張先生就是堅持自己的信念：不批胡適，不批梁漱溟，不批馮友蘭。領導已經向他暗示，他卻偏偏置若罔聞，保持沉默，真可謂“不識抬舉”。

張先生的學生繼續回憶說：

馮友蘭先生與岱年先生是親戚，多年交往甚密，但哲學思想卻相距甚遠。先生24歲那年(1933)就著文批評了馮先生“理在事先”的唯心論。但他在解放后卻不肯批馮，也從沒有把馮的唯心論同國民黨、同地主資產階級聯系起來。先生既然不去痛擊所謂的國民黨的幫兇、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就只能被當作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而被人痛擊，那個時代荒唐邏輯可見一斑。[9]

他的學生還回憶道：“批林批孔中，先生被派去為工農兵學員講解孔子的思想資料。先生雖不敢對于一些有意曲解孔子思想的觀點提出反駁，但絕不曲學阿世，只是如實地講解他所了解的孔子思想資料，因此仍被認為是“不識時務”。

經過1957年的反右，1966-1976的十年動亂，到1978年，科學的春天終于到來。那年，中國哲學史學會成立，張岱年被推舉為會長。1985年，孔子研究所（現為中華孔子學會）籌建，張岱年表示支持。他非常明確地指出：“尊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反孔的時代也應過去了，現在應對孔子進行科學性的研究”。1982年，北京大學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由張岱年擔任哲學系中國哲學史博士研究生導師。

他的學生感嘆道：

相信我們不難看出，自從“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生的學術成果倍出，他是在和時間賽跑啊！他似乎要把在那個年代白白浪費掉的大好時光搶奪回來，他要抓緊身邊飛逝的這一分一秒，他多么希望為我國哲學界，更為我們這個民族的騰飛多作出一些貢獻啊！

張先生的道德文章，得到學生和同行的高度評價：

張岱年的哲學思想精深玄奧，但他的人格魅力更為深沉。只能用感性的心靈去體會他那種巨大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境界。中國傳統治學，講究德才兼備，而德猶優于才，因為“才”是小聰明的境界，而“德”是大智慧，得德者是為大師。張岱年無論治學還是做人，堪稱真正的大師。

著名學者季羨林對張岱年先生的人格給以相當精準的評價：

獨對張岱年的為人，則心儀已久。他獎掖后學，愛護學生，極有正義感，對任何人都不阿諛奉承，凜然一身正氣，又決不裝腔作勢，總是平等對人。在學問上，他是貫通中哲的宗師，人格上，他則是淡泊堅貞的楷模。[10]

張岱年先生離開這個世界已經二十余載，但他的深邃思想和高尚人格將永存于世間。

六七十年前，北大中關園小路上，那戴著鴨舌帽、留著小胡子，微微駝背、緩緩前行的“木訥”身影，依然深深印刻在我的腦海中。

2026 年初

注釋：

[1]原住燕東園。其次子是洪元碩，前北京和國家足球隊隊員，北京國安俱樂部教練，曾帶隊獲得中超冠軍。

[2]當時的中關園有一條南北走向的河溝，把園子分為東西兩部分，河溝上有一水泥橋聯系東西。任先生1952-1964在北大哲學系，后來負責籌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長。80年代又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

[3]還真不是迷信。1957年家父36歲，為本名年，與他同歲的吳興華也同時成為“右派”，張先生則是在48歲本命年時落難。順便提一下，在這幾家彼此距離不到一百米的范圍內，一共五位教師中招，北大的運動力度便可見一斑。

[4]孫軼主編《北大先生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39頁。

[5]京畿學堂燕亢生：“《張門三兄弟，近世譜傳奇—獻縣張申府、張崇年、張岱年散記》”。（2022-07-23）

[6]新三屆；郭力“百年歷史的北大哲學系，反右中受嚴重沖擊”。

[7]同上。

[8]孫軼主編《北大先生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41-44頁。

[9]同上。

[10]參見季羨林“悼念張岱年先生”“我眼中的張岱年”等。

參考資料：

1． 張曉嵐 陳其 陳端等 編著：《中關園--北大老宿舍紀事》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2， 北京大學研究生院：《燕園師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3， 孫軼主編《北大先生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4 新三屆公眾號 郭力：百年歷史的北大哲學系，反右中受嚴重沖擊”。

5． 新三屆公眾號 郭力：1957年鳴放和反右中的北大教授們 2025.4.14

6 季羨林：“悼念張岱年先生”“我眼中的張岱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