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3歲的我參軍分到倉庫，2年后上級派我護送27噸炮彈

1973年6月8日凌晨，悶罐車在浙贛線拐入支線，鐵軌吱呀作響。我赤著上身，沖鋒槍橫在膝頭，隔著一道兩指寬的縫隙守著滿車的76岸艦炮彈。這趟押運是保密任務，車廂沒有燈，只能靠窗外偶爾閃進來的站牌確認方位。那一刻忽然想到，兩年前自己還只是個十三歲的新兵，誰能料到如今獨自押著二十七噸火藥奔向東海？

時間撥回到1971年2月12日。那天杭州的風里帶著濕冷，我跟著新兵連的卡車出了武林門，車頭掛著“機要”布條。半個小時后，車子拐進一條不起眼的黃泥路，盡頭是一道木柵欄，門匾漆著“軍事禁區”。后來才知道，這片香樟林深處便是第三零四軍械倉庫，從抗美援朝起就沒對外透露過坐標。

倉庫里管事的叫賈文魁，山東人，個頭不高，嗓門不小。老兵們背地里喊他“老賈”，見面卻一律敬個禮：“主任好！”賈主任1946年參軍，在華東野戰軍七兵團干軍械，一路跟到渡江戰役，解放后便扎在倉庫沒挪過窩。有人打趣：“文魁主任的戶口本上，出生地和現住址都是彈藥庫。”

老賈的看家本事有兩樣。第一樣，蒙眼摸彈。他把步機槍子彈全倒進木盆，黑布一蒙，手指劃過彈尖弧度就能報出“穿甲”“曳光”“燃燒”準確無誤。新兵聽得直呼神。第二樣，手槍射擊。二十五米外豎一節毛竹，泥巴抹個硬幣大的圓圈，他八發子彈全在圈里。有人問訣竅，他只抖了三句：“氣勻，扳機輕，腳根釘死。”聽著簡單，練起來夠嗆。

13歲的娃娃兵并不多見。班長擔心我身體吃不住活計，有活總不點我。年少氣盛，就想證明自己。頭一次搶著扛大米，六十斤袋子甩肩上，才走兩步就腿抖。班長把我拎回來，罵道：“能耐大？不怕閃著腰？”晚上他被叫去主任辦公室，回來臉黑成鍋底。我偷聽見老賈的聲音透過門板：“孩子若是出事，你兜得住嗎？”那句“孩子”讓人心里忽地熱了。

倉庫是個力氣活多、閑話少的地方。彈藥收發憑肩扛，最忙時一晚能裝卸四五十噸。那會兒新兵都練得像小鋼筋，我也跟風練雙杠、負重深蹲，半年身高躥到一米七。老賈看在眼里，偶爾遞支香煙過來：“別嫌嗆，提神。”我不會抽，只好抿一口又咳得厲害，他笑得直拍大腿。

1972年下半年，“五好戰士”評比照常進行，我靠著勤快加一手還算過得去的靶場成績，稀里糊涂掛了榜。獎狀寫著“年齡雖幼，勇挑重擔”，戰友們起哄：“小不點要當英雄嘍！”我臉皮薄，躲到槍械間擦步槍，擦著擦著竟覺肩膀更沉——那張薄紙其實是份催促書。

真正的考驗在1973年到來。因戰備需要，倉庫整體搬遷入洞庫。二十八輛大卡車連軸轉，一天兩趟，每趟四噸半。連續二十多天，大家困得能站著打盹。搬到第十八天，一個午后，老賈把我叫到辦公室。他攤開一張蓋著鮮紅鋼印的調撥單，說：“晚上押運，大頭任務你頂。”我愣住了，正想問為啥只派一個人，他擺手：“別磨蹭，去裝備處領證，彈藥交給你了，車站接應有分區的人。”語氣像平時點名掃地，平淡得讓人心里起浪。

裝車那夜悶得出汗。我把沖鋒槍子彈上膛，又反復檢查封簽。老賈最后巡倉，拍拍我肩：“記牢，出不得岔。”說完轉身進黑暗，背影在燈下拉得老長。

火車一路向東。車廂里除了金屬撞擊聲，就是自己的心跳。到寧波是第二天下午，分區張參謀領我辦完交接，硬拉著去招待所。“先住一晚，等通知。”我說戰友還在搬倉庫，他擠眉弄眼：“急啥，命令。”整整四天，沒事可干只能翻本破小說，心里像貓撓。第五天早晨，值班電話響起，“小丁，回庫，后續任務取消。”對方簡潔掛線。歸隊時卡車已經收尾，我舉著空拳頭想幫忙，卻發現彈藥都進了新洞庫，只剩老賈倚在洞口抽煙。他瞥我一眼，道：“歇夠沒？進去報到吧。”那聲詢問八成早就算計好，讓我避過最吃力的尾聲。

年底評功，我因“獨立完成緊急戰備輸送”記嘉獎一次。證書裝在牛皮紙袋，老賈順手塞給我：“留著吧，將來用得上。”他咳嗽幾聲，干瘦的肩頭抖了一下。那時真沒看懂，他才四十出頭，臉色卻像倉庫舊木板一樣發灰。后來聽說他長年聞火藥味，又熬夜值班，肝臟出了毛病。

1976年春，我滿四年退役，回到合肥進了國營機器廠，當學徒、當鉗工，后來做到副廠長。工友問起當兵收獲，總拿武器知識說事；實際上刻在骨子里的，是那個在香樟林深處守了一輩子彈藥的小老頭，以及他拍在肩上的那一句：“記牢，出不得岔。”